第十三章（上）献策

洪武十二年春二月戊戌，平辽侯武安国、靖海侯曹振、北平知府郭璞联名上书，劝朱元璋在北征雄师中挑选精壮之士，组建装备精甲，火铳和火炮的无敌军队。在沿海各港建立海关和海卫，收取关税以充实国库，训练水师以防备倭寇。“选炼精兵，尽复华夏故土，驱逐倭寇，扬中华国威”。奏章上还提到富国强兵的办法，即农、工、商、虞并举。

熟读经史的大明文臣们第一次听到这种四民平等，特别是很大程度上带有重商主义的提议，议论纷纷。从日前皇帝封武安国为平辽侯和对辽东地理的关注程度上大家就能推断出朱元璋想对辽东用兵。去年徐达大破蒙古和燕王献“如画江山图”所带来的震荡还没有过去，此时如果反对出兵，一定会犯众怒，没有人会笨到触这个霉头。倭寇欺人太甚，的确也应该讨伐。但兴建海陆关口收取关税这个建议实在太新鲜了一点。虽然目前大明国库空虚，多一些银子对谁都没坏处。但这样做明显的把商业放在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上，这是他们所接受不了的。至于四民平等，更与儒家上千年治国经验相违背，绝对不能赞同。

“万岁，古人云，金银珠玉，饥不能食，渴不能饮，不如谷物丝麻。万岁如开兴商之风，民间必重利轻义，此乃取祸之道也”。低声议论了一会，御史大夫陈宁出班跪倒，大声启奏道。“昔管仲治齐，开女闾，通商贾，齐国富甲天下，雄极一时。然管仲之后，齐国祸乱从生，桓公亦亡于乱臣之手，此皆重商之祸也。商人凡事必先言利，而民从商则易争，祸乱之始也。故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后，其产后则重徙，重徙则民死其处二无二虑……”。他精通经史，这番道理本来就是古今儒者的共识，因此说起来头头是道。

朱元璋听完，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如果换在以往，这些话他还能听进一二，立国之后，在恢复唐制的名义下，他听取儒生们的建议制定了一系列的国家政策。这些重农政策使历经劫难的国家慢慢的恢复了生机。明初人口仅六千多万，地广人稀，农业的确是国家迅速恢复活力的良方。但现在他需要的不再是恢复，而是发展，武安国讲述的如画江山，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做一个比蒙古成吉思汗还拥有更广阔土地的帝王，已经成了他的宿愿。况且他发现，在国家强大这个目标下，君臣更容易同心协力。关于如何富国强兵以逐鹿天下，昨天他基本上已经同意了郭璞等人的看法，今天拿到朝堂上，仅仅是为了加强一下自己的信心。所以对陈宁的话很不以为然，低声问道“依卿之见，如何才能粮饷充足，恢复辽东故土，并使倭寇不再为祸”？

“陛下，我朝立国以来，威甲海内，四夷臣服，蒙古来朝。依臣之见，对外派良将严守四境，对内广修仁德，自可不战而曲人之兵。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圣上仁德，万民景仰，天下归心。辽东乃蛮荒之地，取之徒费兵饷，不若修德政以使之归心。其民心向我，其主必不能守。倭寇掠我海岸，图我财货也。臣以为若无财货相诱，倭自去。陛下与其建海卫，不若迁沿海之民于内地，令沿海之地十里不得有民，无朝廷之令，片板不得入海。倭人无财无粮，日久自散”。

“无耻”，武安国心里暗暗骂了一声，他不擅长这种惘顾事实的诡辩，正在心中想如何驳倒陈宁，那边西平侯沐英早已按耐不住，站了出来。跪奏道：“万岁，陈大夫所言，臣不敢苟同。蒙古所以臣服，兵势乃所迫而。高丽所以敢据辽东，亦仗兵势也。修仁德以图其归还辽东故土，无异与虎谋皮。不战而曲人之兵，所凭武备而非仁德。若有苗修仁德，舜肯归之乎。”

刚刚说完，老将汤和又站了出来，启奏道：“倭海上来，则宜海上御之耳。迁民以避之，实乃有损我大明天威。若想除倭患，宜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倭人欺善怕恶，若一味避之，其必欺我欲甚，非但沿海，内陆亦为其扰也。万岁若欲平倭，臣虽老，愿为陛下一行”。语毕，两眼瞪向陈宁，白须微微颤动。

丞相胡维庸见陈宁在汤和的虎目逼视下已经不能抬头，心念一动，出班跪倒，建议道：“陛下，依臣之见，西平侯沐英所言甚是，陈大夫所讲亦不无道理”他擅长体会圣意，知道朱元璋的心思。但身为文臣领袖，此刻必须坚持住儒家基本。“陛下欲收辽东，驱海寇，乃英明之见，万世之福也。然国不可轻易言商，商者，通有无也。今我大明富有四海，天下无我大明稀缺之物，通商于我何益哉，徒助敌而”，胡维庸先拍了朱元璋一个舒舒服服的马屁，然后开始反驳武安国等人的建议。“臣以为建海卫可，海关则不必为之，使我中原财货不外流，藏富与民为上策。兴海关，则为晓谕天下之国可与我互市，天下之国与我平等，损我上国颜面，因小失大。且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兴商者，必与民争利，动摇国之根本，正如是，平辽侯乃武将，不通文墨，故有此议，臣以为陛下可嘉其为国之心，不可听其言”。他身为丞相，乃文官之首，在中书省执掌行政大权，一般没有人敢反驳他。这几句话又把矛盾引到了文臣和武将分界上，几个想赞成武安国建议的文臣也不敢再出来说话，平素和胡维庸交好的中丞涂节、侍郎夏煜等人更是连连点头，低声附和。

“不然，陛下，臣以为胡相国之言谬也。”郭璞听胡维庸如此贬低武安国，在文官队末挺身而出。“殷周之盛,诗书之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圣人治世，首要富民，《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商乃互通有无，使财富流动增长之力。农、工、商、虞本为一体，皆富民之政也。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税市，以厚商而利农。….固兴商富市，不满于土之人必有出路，商兴而国之赋税必增，国力也得助力。害群之劣马亦马也，驯用得当可当他用也，大凡能为劣马者，其气力反而强于中下之马，调用得当自能化害为利。人力流动则宗法势力必然削减，国家稳定必然加强。自古兴事多起于野，次起于官，再次起于教，而未有起于商者，盖因商与农相较本无生存之虞，而与官相较行事以利记而不以权重，与教相较而因其善计而不愚，故科举乃官中之流水，商乃民中之流水也.”郭璞的儒学造诣不在宋廉之下，掉起书包来决不含糊。一番说辞绕来绕去，让胡维庸等人想要反驳，也一时不知如何下手。

朱元璋见双方争执不下，把目光转向了太师李善长。李善长在朱元璋帐下多年，曾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见，正是凭借他这个原则性的建议，朱元璋取得了天下。他本来为丞相，因不愿介入众臣的意气之争，自洪武四年就告病退居到太师的职位上，轻易不再发表任何意见。见朱元璋看向自己，出班说道：“臣以为，平辽侯所言乃霸道，陈大夫所言为王道，皆可取，陛下可度时势而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