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元首府，在高层会议上，杜小蕾首先对国内情况，特别是与战争有关的情况做了全面分析。

当时，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在战争初期处境不利的情况下，如何扭转局面。

这其中，最重要的又是中国自身的战争潜力。

在这份报告中，杜小蕾明确提到：因为从二零三八年开始，国内经济建设就根据战争需要做了调整，所以在进行战争管制的前提下，所需的八十六种战略物资的自给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在需要进口的百分之二十中，有大约八成能够通过陆路口岸输入，只有大约百分之四的战略物资需要海运。

可以说，中国的自给率非常高。

按照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美国的自给率只有百分之六十，而且进口物资中只有百分之四十能够通过陆路运抵，总物资的百分之二十四需要走海运，此外美洲经济体对海运的依赖程度在百分之四十左右。

此外，中国的战略储备也较为充足。

在报告中，杜小蕾明确提到，即便在战争初期丧失了制海权，海运线路被切断，中国储备的战略物资也能坚持一年以上，确保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在建军事项目顺利完成，并且可以通过空运的方式，获取必要的战略物资，确保在战争的第二年里，仍然有百分之七十的军事项目能够顺利进行。

当然，杜小蕾没有忘记最重要的部分：战争动员。

按照在二零三八年制订的动员计划，战争爆发后，将分五步完成战争动员，即征召适龄退役军人、军事工业与重工业全面动员、恢复义务兵役制、社会生产体系总动员与全民总动员。整个动员行动将耗时一年以上，半年内能完成前三个阶段的动员工作，把军事实力提高两倍以上。

因为涉及到军队动员，所以这不仅仅是国务院的事情。

在随后的说明中，牧浩洋提到，在完成了前三个阶段的动员之后，因为新征召的兵员需要接受三个月到半年的训练，部分技能与技术性兵种的训练周期在一年以上，所以要到战争爆发后一年，陆军与空军的作战能力才会有明显增长。因为装备建造周期更长，所以海军与陆战队的实力要到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才会有明显增长，而且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装备建设完全依照战时体制进行。

正是如此，牧浩洋强调了第二阶段动员的重要性，提出应该同时进行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动员。

问题是，进行战争动员的前提是战争已经爆发。

在这个问题上，黄瀚林的态度依然有点犹豫，似乎在他看来，仍然有挽回余地，还没有到非打不可的地步。

会议进行了六个小时，最终仍然没有得出结论。

事实上，这完全在杜小蕾与牧浩洋的预料之中。

黄瀚林不是没有战争的魄力与决心，而是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他必须顾虑战争产生的严重后果。说得直接一点，不管黄瀚林怎么想，和平能多维持一天就算一天，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到了二零五二年，这似乎是能够看到的结果，即持续下去的军备竞赛，肯定会导致美国破产，从而使美国输掉这场持续了四十年的冷战，中国将以非战争的方式取代美国。

当然，黄瀚林并不是理想主义者。

会议结束之前，黄瀚林批准了由牧浩洋提出的军事预备方案，即在十月底之前使现役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取消所有休假，前沿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后方部队也将提高警惕，作好战争准备。

可以说，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防范准备。

就算黄瀚林不想挑起战争，也得防止美国发动突然袭击。

事实上，这是中国针对当前局势，所能采取的最为有限、影响最小的措施了，而黄瀚林的意图依然是维护和平。

会议结束之后，黄瀚林把杜小蕾留了下来，让她尽快对美国进行紧急访问。

黄瀚林没有在会议上直接提出来，而是在会议后单独找到杜小蕾，主要就是不想就这个问题与牧浩洋等将领发生争执。要知道，积极主战的不止是牧浩洋，还有戚凯威、母祁铁等高级将领。

说白了，在战争问题上，军方的态度高度一致。

事实上，这也表明黄瀚林对和平不抱多大希望，不然他应该在会议上直接提出为和平做最后的努力，而不是顾虑军方的感受。

对于元首的良苦用心，杜小蕾也非常感慨。

如果中美双方的政治家都能像黄瀚林这样，竭尽所能的争取和平，恐怕中美关系就不会走到这步田地了。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政治家，因为策划战争的往往不是政治家。

离开元首府后，杜小蕾没有立即返回国务院，而是去了总参谋部。

外交上的努力能够取得多大的成果，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由军方决定，即军事行动与部署才是更有效的外交信号。

第六章争取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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