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有人在总结美国战败的原因时，就明确提到，f-51设计上的复杂性，导致其制造难度远高于中国的同类战斗机，是美国在战争中丧失制空权的主要原因，如果f-51也是一种易于大批量制造的战斗机，美国至少不会因为战斗机的数量过少而丢掉制空权，中国打赢第三次世界大战，至少得多花五年。即便这个说法有点夸张，可是也足以证明，便于制造的战斗机，才是好的战斗机。

事实上，这正是中国空军装备发展的核心思想。

不管是战斗机、还是轰炸机、或者是运输机，能够大批量制造是首要条件。说得直接一点，就是制造成本必须足够低。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思想在运输机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当时，已经服役的dy-1就是一种能够大批量制造的运输机，特别是在燃料电池的生产效率提高之后，dy-1简直就成了中国空军的象征。在二零五三年，这种能够运载二百四十吨货物飞行数千公里的运输机就制造了三千架，而在同一年，美国总共也就制造了不到一千架战略运输机。

更重要的是，运载能力达到三百六十吨的dy-2也是一种便于制造的运输机。

根据厂商报价，dy-2在大批量生产的情况下，出厂价只比dy-1高了百分之十五，而其运输能力比dy-1提高了百分之五十，总体运输效率提高了百分之百，因此其效费比超过了dy-1。

结果就是，这种在二零五三年下半年投产的运输机，在当年就生产了两千架。

战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空军战略空运部队为战争做出的贡献，超过了战术航空兵与战略航空兵，因为正是超强的战略空运力量，使中国陆军能够实行全新的进攻战术，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在广袤的大陆战场上作战时的后勤保障与兵力投送问题，为最终击败俄罗斯打下了基础。

要知道，如果采用传统战术，击败俄罗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原因很简单，俄罗斯那无与伦比的战略纵深，足以抵消所有军事劣势，使任何一支入侵俄罗斯的军队遭受灭顶之灾。

从某种意义上讲，牧浩洋与戚凯威坚持推进陆军战术改革，就与此有关。

根据战后披露的消息，在二零四五年，即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结束后，中国军方就做了一次针对俄罗斯的战略预演，随后在二零四八年，即决定dy-1量产之前，中国军方又做了一次战略预演，而这两次预演的结果既然不同，前一次以完败收场，后一次则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取胜。也正是这两次预演，让牧浩洋与戚凯威坚定了推进陆军战术改革的决心，并且为随后启动dy-2项目提供了机会。原因很简单，以dy-1为主力的战略空运力量，还不足以确保取得胜利。

当然，在大力发展战略空运力量的时候，中国空军没有忘记战术空运力量。

只是，在战术运输机项目上，起主导作用的不是空军，而是陆军，因为在新的战术体系下，战术运输机就是全电动的倾斜旋转翼飞机，而这些飞机主要供陆航使用，与空军基本上没有关系。

当时，空军的另外一个大项目就是战略轰炸机。

相对而言，战略轰炸机项目的进度在第六代战斗机之前，只是在二零五三年的时候，空军还看不到进行战略反击的苗头，而针对已有的作战任务，h-30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研制新的轰炸机。

结果就是，空军再次选择以改进现有轰炸机，扩大产量为主的发展路线。

所幸的是，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在全面战争中，不管轰炸机的性能有多么先进，首先都得夺取制空权。反过来，在已经夺取了制空权的情况下，即便轰炸机的性能不够先进，也能执行绝大部分战略轰炸任务。

由此可见，空军装备建设，主要就是扩大现有作战飞机的生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