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同盟国际事务协调组织”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联合国，只是与联合国有着很大区别。

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该组织只有一个核心成员国。

说白了，在该组织中，只有中国有权推出干预性决议，而其他成员国只能提议，没有最终决策权。

当然，在最初的时候，黄瀚林没有想过利用该组织促进全球共同化。

事实上，该组织在全球共同化上产生的影响，是一种国家间的自发行为，即众多实力弱小的国家，需要依靠中国才能获得安全保障，也需要依靠中国才能获得发展机会，更需要依靠中国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

由此，引发了很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事件。

二零五八年初，朝鲜率先提出与中国合并，成为中国的第二个特别行政区（第一个特别行政区是扶桑，而香港、澳门在大战爆发前就已变为直辖市，台湾则在大战期间正式成为省级行政单位），为此朝鲜还举行了全民公决，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的朝鲜人投了赞成票，希望并入中国。

朝鲜这么做，主要就是同盟关系已经不能确保其根本利益了。

要知道，在大战爆发前，朝鲜与巴基斯坦并为中国的头号盟国，享受着很多其他盟国都无法享受到的特殊待遇。比如，中国对朝鲜的技术管制就相对宽松，在大战爆发前就兴建了可控聚变核电站。

问题是，到了大战之后，朝鲜的地位明显受到了质疑。

由此产生的影响就是，朝鲜上下都认为，只有并入中国，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才不会遭到排挤。

有趣的是，中国拒绝了朝鲜的并入请求。

事实上，中国在战后，没有吞并任何一个国家。

主要就是，在绝大部分中国人看来，增加一个成员是小事，关键是对待行政区的态度与对待盟友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很多中国人都认为，增加一个拥有数千万人口的行政区，等于增加了负担。

别忘了，中国的社会福利一直是全球最高的，而增加数千万人，就等于增加了社会福利保障的负担，等于降低了其他人的保障级别。

只是，这并没有阻止其他国家也提出类似的请求。

当年年底，蒙古第二个向中国提出并入请求，而且愿意与中国的内蒙古地区合并，理由是让蒙古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紧接着，在战后成立的阿穆尔共和国、鄂霍次克共和国与库叶共和国等数个国家都提出了并入请求，其中阿穆尔共和国与库叶共和国的理由是，在历史上它们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由于不平等条约才被割裂出去，因此它们有理由重新回到中国的版图内。

中国一如既往的拒绝了这些并入请求。

说白了，在全新的时代，国土面积已经不是决定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也就没有理由为了扩大国土面积而背上负担。

到了二零五九年，扶桑通过全民公决，决定永久并入中国，并且成为行省。

有趣的是，当时中国也没有答应，而是要求扶桑在二十年后，也就是二零七九年再进行全民公决，决定是永久并入中国，还是选择**。二十年后，扶桑的第二次全民公决的结果依然是永久并入中国，随后中国全国代表大会才通过了把日本改组为三个行省的决议，使扶桑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当然，这些事情也让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全球共同化已是大势所趋。

结果就是，在二零五九年，中国在“同盟国际事务协调组织”的框架范围之内，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集团，开始推进全球共同化。

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避开欧洲联邦，因为欧洲联邦已经与中国解除同盟条约，却没有退出“同盟国际事务协调组织”。

也就是说，在二零六零年前后，全球共同化就全面开始了。

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共同化，还是经济、文化、宗教、社会舆论等各方面的共同化，其根本目的是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建立一个具有强制力的中央政权，把人类文明统一到一个政fu之下。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

主要就是，这种基于基本价值观念的共同化，绝对不可能通过武力实现，必须要所有参与者都有共同的认识，即只有全球共同化才能造福于人类文明，也只有全球共同化才能实现永久的繁荣与和平。

当然，在提到全球共同化的时候，就不得不提到在大战结束时发生的一件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件事情，为全球共同化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