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进，杜充放弃相州、卫州、掘河放水的一系列恶果已经传到了汴梁。四月二十六日丁未薛广及金人战於相州被杀。

初大名留守宗泽命王善、张用、薛广收复两河。前驱才过大河，而泽暴卒。杜充代为留守，不善抚驭务诛杀。善与用复叛去。杜充率主力转进黎阳，而薛广留守相州，与金人与战，不胜广死，其众皆散去复为盗。

五月八日，金兵在郑州出现。郑州知州董痒弃城而逃。而金兵辎重为洪水所阻，周边民居也被淹没，无法补充粮草，只好从郑州撤退。这也说明郑州以西，已经无兵可守。

五月中旬，传来了更糟糕的消息：邓州失陷，武胜军判官李操降敌。

邓州位于洛阳和襄阳之间，位于南阳盆地的中心。航运达，湍河经新野汇白河入汉水再通长江，是荆湖与蜀中的粮纲转运地，邓州一失，蜀中轻赍纲及聚粮草至是尽为金人所得。

而李操降敌更是让人震惊。他本是洛阳判官，在洛阳的名臣大族们向金兵投拜的时候，李操留书一封，自己跑到邓州，协助邓州知州守城，被任命为武胜军判官。

而这一次，金兵只是派出完颜塞里一支偏师，李操便投降了。

自去年十一月洛阳失陷，到今年五月邓州失陷，李操担任武胜军判官整整半年，别说从朝廷得到一分一毫的军资粮草，就是明确的指示野没法来一份：朝廷到底要怎么办，是一年反攻，三年成功；还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朝廷一直不给个明确的说法。

在这样茫然的状态下，李操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散落在京东、京西、淮东、淮西的义军和溃兵又是个什么心态，自然不会有人去关心，也没有人检讨，宰执没有方略，枢密没有计划。李纲也只是有气节，却没有对时局的通盘考虑，更别说上面还有个不懂事的小皇帝。

但邓州失陷，却让汴梁本来就存在的巡幸之争再起波澜。李纲提出的是长安、襄邓、江南三个备选目标，现在洛阳到邓州都被金兵占领，那通往长安和襄阳的道路都被截断了，只剩下江南一个选择。

到底走还是不走的争论变得剧烈起来。此次争执，和靖康年间关于巡幸的争执还不一样。

金兵第一次围汴梁的时候，当时太上皇赵佶已经跑路了，皇帝赵桓在汴梁蹲着，当时白时中等劝赵桓逃跑，李纲坚决的拦了回来。因为赵桓一跑，他上台最大的合法性——坚守汴梁就落空了，因此赵桓就算被金贼抓住，也不能跑。

金兵第二次围汴梁的时候，赵佶赵桓都在汴梁死蹲，谁也不愿意先走，因为谁先走，政权就会落在留守的那个人身上，而当时李纲又已经被贬斥，朝中没有一个有担当的大臣来决定往襄阳跑。而且当时无论是战、是和、是走，都是基于党政，没有从军事作战角度讨论问题。

这一次金兵南下，还没有对汴梁形成直接的威胁，讨论巡幸的起因，主要是流民太多，粮食不够吃了。而且二相三参中，黄潜善已经被问罪，其余四人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便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讨论方略。

邓州失陷，蜀中增援的轻赍纲及聚粮草自此断绝。这对缺粮的汴梁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今日都堂之中，不仅请来了知枢密院事张叔夜和签枢密院事许翰，还请来了殿前司都指挥使王禀。

众人先说汴梁守城问题。王禀对此倒是非常有信心。在金兵退走的这两年里，整个东京道新募集了十万常备军，虽然近半年以来王禀受到世家将门排挤，没有直接掌握军队，但宰制们都认可他在军事上的判断。

“王殿帅，按你说来，汴梁肯定可以守住。”

“正是如此，汴梁不仅自己有守军，在河北，还有我军袭扰金贼后方，断金贼的粮草，南面的官军还会来支援。”

“南面的援军，可现在连粮草都送不上来。”

王禀道：“如何赈济流民，是否要巡幸，自有都堂作主，王禀不敢置喙。”

“王殿帅，你的意思是说，以汴梁禁军的战力，可以守住都城，但若是缺乏粮草，却不是你当管？”签枢密院事许翰问道。他问话非常直接。

王禀心中不悦，但还是恭敬的回答：“粮草之事，全凭都堂调度。”

李纲道：“金贼占了邓州，西南一路已绝，唯有期盼东南纲运，不知东南可否保证运，只要东南能保证，吾等在京畿筹措一番，当可勉强支撑到秋收。”

张诚伯回答：“此事吾已文问过京东西路安抚使张有极，他说只要纲运到了淮河以北，他便可保证运到京师，至于淮河以南，他却不敢保证。而扬州知府兼淮南东路转运使汪伯彦，却迟迟不给回音。”

“那只有等汪伯彦回话了才能决定。眼下只得做两手准备。”张叔夜道，“若是要走，那汴梁谁留守，官家走，宫室是不是要跟着走，百官是不是也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