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二号晚上，李冬庭回来以后，情绪上有没有什么异常呢？”

“和往常回来的时候一样，没有什么两样。”

那么晚，李冬庭还往家跑，又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这一定和心绪有关系。一个人，他刚做过一个大案，他的情绪不可能和平常一样。

“昨天晚上，李冬庭是什么时候到家的呢？”

“到家的时候，在七点钟左右。”

“他也是骑自行车回来的吗？”

“是的，他每次回来都骑自行车。”

“是谁开院门的呢？”

“是我开院门的。”李冬梅道。

“李冬庭自行车龙头上有没有挂一个黑色的手提包呢？”

“我没有在意，当时天已经黑了。”

荆南的冬天晚上六点多钟，天就黑了。

“李冬庭回来以后的情况，你们能好好回忆一下吗？他除了进自己的屋子，还去了那间屋子？”

“冬庭把自行车推进自己的屋子以后，到东厢房来看了看他爹——他回来的时候，他爹已经上床了。之后，他就回自己屋子里面去了。本来，我想下点水饺给他吃的，他说已经吃过饭了。我就和冬梅上床唠嗑——冬梅和我睡在一张床上。”老太太道。

往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欧阳平心知肚明，李冬庭的父母和家人是不大可能和同志们说实话的。他们也应该能猜出同志们此行的目的是来找证据的。黑色手提包和二十六万块钱是案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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