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竺见势头不对，连忙出言反驳：“连高祖都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商人餐风露宿，担惊受怕的在外奔波劳碌，还不是为了煊赫家门？岂有为了避税，就不回家的道理？”

“再说，除了我河北之外，其他地域无不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之策，主公对商人之恩，如同再造，就算商人再怎么重利轻义，也不可能全无触动吧？商人也是人，或许有些势力，但绝不尽是狼心狗肺之人！”

李翊虽然主政北疆已经多年，但是在糜竺之前，一直没有什么人在商业方面有特长，而糜竺加入北疆的时间又比较晚，在李翊的众多幕僚中的地位并不算高，以至于这一刻显得相当的势单力薄。

贾诩也开口道：“子仲以人性本善立论，本身就存在问题；以施恩望报来期盼他人，更有缘木求鱼之嫌，非立法之基也。”

作为一个老狐狸，贾诩这家伙在议政时很少发言，只是带着耳朵来听。不过，他毕竟不是个全无想法之人。先前的几次，基本都是李翊在说，光是消化听到的那些新奇的理念，就够贾诩忙活的了，今天李翊显然更倾向于让所有人各抒己见，贾诩自然不吝于发言。

他的发言角度，与国渊等人不同。因为他是法家信徒，崇尚的是人性本恶，主要反驳的也是糜竺说的人情世故方面的论据。

“如果不回家就可以省下更多的钱，自然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离家在外。如果缴税是为了酬恩，那么，商人们想必会给恩情标上个价码，等到还完了，他们再逃税，心里就没什么可过意不去的了。”

糜竺语滞。国渊等人是从重农抑商的角度提出意见的，他自然要据理力争，哪怕摆功劳和资历也在所不惜；可贾诩是从立法实施的角度上来说的，其中牵涉甚多，他一时间哪里想得清楚？而且贾诩在大将军府中的地位也是极高，糜竺在跟他辩论的时候，气势上就陷入了不利地位，只能是问道：“那……那文和先生你说此事该如何处置？”

贾诩一板一眼的说道：“别无他法，只能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将主公提议设立的商业司从地方官府中独立出来，与地方政府配合，却不完全受其约束，专门对各地的商人进行管理，收缴税款，惩罚奸商。”

“可是这样一来，人力成本就太大了。”国渊、王修都是眉头紧皱，“人员往来，消耗已是不小，依照文和先生所说，往来各地的还有大量的资料，并且在商业司中，还要有大量擅长算筹的文吏，就为了区区商税，如此大动干戈，是不是有些因小失大呢？”

他们质疑的对象是贾诩，但眼睛看的却是李翊。

“另外，”一直不动声色的田丰也开口了，“如果真要建立商业司，刑律方面也要跟进，若不然，就算商业司运作正常，也无法阻止少数奸商向官员行以贿赂，令后者损公肥私。”

人多计广，在场这些人都是才智高绝之士，虽然各自所持的观点和理念不同，但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下来，倒是把商业税的相关种种，都说到了。让李翊自己回忆，一时三刻还真就搞不定，现在被众人这么一讨论，他的思路也是渐渐清晰了起来。

等众人说的差不多，提不出新的意见了，李翊竖起一根手指，意味深长的说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要获利，就必须得投入，所以，商业司的建立势在必行。子尼几位的担忧固然有其道理，可你们却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你们判断商业税规模的标准，是从前，实行抑商政策的从前，而不是商业全面发展的今后！”

国渊的眼神透露出了一丝茫然之色。商业大发展是什么样的，他完全想象不出，因为历史上没有可借鉴的例子。

以糜家为例，没错，东海糜家是天下闻名的巨富，可有谁知道，糜家这些家业，是几代人的努力才造就出来的呢？

答案是五代！

一般来说，二十或三十年就可以视为一个时代了，糜家的发达，可以追溯到东汉光武中兴时期。从一介普通豪强，取得了地方官吏的职位，而后苦心经营，历经了一百多年，这才有了糜家如今的规模。

这是华夏的豪强通常的发迹模式。

看似庞大的财富，如果分散到一百多年当中去，其实也算不了什么。糜家对北疆的支援，作为厚积薄发的一种政治投资很给力，但若是换成李翊主张的交易税，大将军府能从糜家得到的财富并没有多可观。

糜家尚且如此，天下虽大，又有几个糜家呢？

所以，国渊并不是很看好李翊劳师动众的计划，他认为，除非像汉武帝那样狠捞一笔，否则这个所谓的商业司，只会造就一群赘员。现在，突然被李翊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自然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