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瑞鹏道：“在原则上，我当然赞同把我们的企业、工厂推向市场，但按照财政部制定的目前制度，只对推向市场的收入部分正常纳税，而目前的税务制度并不是以经营收入计算，而是以企业的厂房、办公面积和人员数量为基数计算，这样不是对我们的企业、工厂不利吗？”

贾振召道：“这一点不是问题，虽然税率是以企业的厂房、办公面积和人员数量为基数计算，但是还要乘以一定的系数，而我们可以根据政府下单生产的产品数量，将系数定在1以下，这样就不会对我们的企业、工厂不利了。”

顾瑞鹏道：“但这样一来，就等于是变像的减税，这对其他的企业不就不公平了吗？还谈什么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税务制度，会不会引起他们对我们的税收制度不满而抗拒我们的税收制度？”

贾振召道：“顾部长，还有各位，从来就没有绝对公平的制度，任何公平都是相对的，无论是在旧时空还是这个时代，都是一样的。而且任何一个政府，对自己的骨干、重要的企业都会进行一定的扶植，也是完全合理的，这并不是什么公平不公平的事情，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这样做，如果谁觉得这个制度不公平，那么就不要到天津来混好了。”

顾瑞鹏点了点头，道：“好吧，我没有其他的意见了。”

贾振召道：“各位对第三项措施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过了一会儿，见无人应答，贾振召道：“好吧，既然大家没有意见了，那么我就接下来报告第四项措施，其实刚才我己经提到过了，我们的第四项措施就是建立银行，也就是建立我们自己的金融体系和货币制度。银行的作用，不用我说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不可缺少的机构。当然，银行在金融体系方面的作用还并不算大，就目前来说，银行的主要作用是行货币，建立我们自己的货币制度。因此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我们的货币制度主要是三条，一是依然施行银本位，黄金只是做为贮备货币；二是改‘两’为‘元’，以银币取代银两，做为主要流通货币；三是纸币为铺助货币，彻底淘汰铜钱。”

接着，他又进一步解释道：“银本位在中国差不多是从宋朝就开始确立，己经使用了上千年，这个习惯在短时间是无法改变过来的，因此依然施行银本位，是我们目前最合适的选择；而改‘两’为‘元’，是规范银价的重要措施，这样可以杜绝白银成色折价造成的银价不稳定，进而带来了货币混乱，现在这个时代，清廷己经开始作改‘两’为‘元’的偿试，并且有一部份其他各国的银币也己经在中国市场上流通，而且根据旧时空的历史经验，这种改变是最容易让人接受，并取得了成功，旧时空的著名银元‘袁大头’就是在十多年后出现，这也证明改‘两’为‘元’是可行的。”

“按照我们的商议结果，银元的面值为一元、二元、五元、十元四种，其中一元的价值等于一两库平银的价值，而一元、二元主要应用于市场中小商品交易，五元、十元用于中大商品的交易，另外还铸造少量的银角、银分，用于日常小商品交易；而纸币分为元、角、分，但以角、分为主，作用是取代铜钱，主要应用于日常小商品交易，并且让民众逐步接受纸币的概念，为以后纸币全面取代银币做准备，而钱币只行‘一元’的钱币。”

“最后再说一下工分和白银、银币之间的汇率，根据我们的统计认为1工分的价值等于1分钱比较合理，按照我们的工分制度，每位元老的一天的基本工分是20工分，一个月是600工分，这样折算成银价，也就是6银元或是6两白银，这个标准在这个时代己经很不错了，在我们工厂里工作的员工一般工薪在1-3两白银之间，而人民军的士兵月饷也就是2-4两白银，基本没有人能达到这个标准，而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能有6两白银的收入，己经可以算小糠水平，更何况这还只是元老的低保。”

“另外，现在我们有不少元老的工分己经积攒到10000以上，有的甚致攒到了15000工分，那么折算成银价也就是100银元或100两白银，基本算是合理，也不会引起天价。而目前元老的用餐价是日餐4工分，中餐、晚餐均为5工分，如果把白银对铜钱的汇率按1:2000计算，对应的是日餐20文铜钱、中餐、晚餐25文铜钱，对一般的民众来说，这个价格当然并不低，但元老的伙食标准要远远高于一般的民众的，因此也算合理，而且以后如果想省钱，可以到一般的员工食堂去吃饭，只要是吃得习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