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藏地佛事，于陆四而言其实很容易解决，因为大顺不像蒙元一样要利用藏佛，在宫中搞什么帝师，如此使得藏佛不仅在藏地得到极大展，反过来还吞噬了蒙元主体，使得蒙元贵族集体信仰这个他们从藏地请来的佛，最终造成尾大不掉。

说白了就是信仰问题。

蒙古原先信奉萨满教，可在东征西战中见识过更多高级的教派，原先的萨满教因为过于“低级”不能满足蒙元贵族需求，于是自然开始考虑选择新的信仰。

窝阔台三子阔端在进军藏地时引入藏传佛教，后来忽必烈封红教上层八思巴为国师，至此，蒙元贵族全盘改信藏佛。

自淮安运河起事以来，淮军可从不信佛，也不信道，也不是跟元末红巾军一样搞什么石人一只眼，可以说对佛、道，淮军上下都是敬而远之的，除了一个特例，那就是杀人之后会放下屠刀念一声“阿弥托佛”的朦胧院信徒徐和尚。

但徐和尚对于佛的信仰只是个人的，并且他这个菩萨信徒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不太合格，对菩萨更多的是“交换”，而非全身心投入，用投机分子形容可能更准确一些。

比如徐和尚曾在佛前许愿他日为从龙功臣后，便为佛像度金身。

这个许愿明显就是一个“交易”，菩萨想要弄个金光灿灿衣服的前提是，必须保证跪在下面许愿的信徒先当上从龙功臣。

做不到这条，菩萨显灵也没用。

而如现在江南正向弘光皇帝讨要王爵的孙武进，此人到处宣扬淮扬陆大都督真龙气象，又同徐和尚一起卖力为都督家续龙气，但同样也是个交易，于信菩萨无关，最多跟龙虎山的张天师能挂上钩。

淮军对神仙如此，顺军、西军这边就更不用说了。

李自成也好，张献忠也好，还是顺西军的将领们，没一个信鬼神之说的，对那菩萨道爷都是敬而远之。

宋献策这个半道士也是托了会造谣的福，才有幸混成了大顺的高级领导干部。

同佛、道毫无瓜葛的新顺军及建立的大顺王朝，当然不会有需要利用佛教的可能。

汉家的神，从来都是汉家所用，而不是汉家为神所用。

不好用了，换一个，才是汉家对神佛的基本原则。

再精准一点的说，财神爷说话都比如来佛好使。

形象一点，陆四这个穿越者要是号召部下们跟他西天取经怕是没人肯，但要是号召部下们去跟他到大雷音寺抢劫财，恐怕人潮汹涌，红旗招展，个个带劲。

佛管的是来世，汉家更看重的是现在。

没有信仰的需求，去解决局部地区的信仰问题，就是迎刃而解的事。

大顺也不用同前明一样一定要对西北各地土司、及藏佛宗派施以抚柔之策，搞什么僧官制度、土汉制度，而是可以采取强硬铁腕政策一揽子解决。

从宏观历史来看，似乎解决藏佛是个大难题，因为人家打唐初就开始传道展，一千多年根深蒂固的很。

然而事实上，除了蒙元是主动利用藏佛外，其余各朝都是因为自身受到牵制缘故，也就是中原王朝周边布满可以威胁它的政权，因此不得不采取缓和手段以腾出更多力量用于应对急迫威胁，这样一来就给了藏佛传播和生存空间。

强如前明，开国之初也是面临北元威胁，后来的瓦剌、鞑靼、建州都是劲敌。

正统年间瓦剌人连明朝皇帝都能俘虏；嘉靖年间鞑靼人打到北京城下导致“庚戌之变”；后来的建州更是占据辽东，兵入北京，席卷北方，要不是淮扬出了个陆文宗，此时天下已尽胡膻。

诚然，局面上大顺也有敌人，但不管是西军残余还是南明乌合之众，都对大顺构成不了实质威胁。

而原先困扰明朝的蒙古因为两百多年的打击（后金也打击）变得虚弱不堪，对青藏二地失去干涉及影响能力，如此，在没有任何外敌威胁，也没有人指手划脚，不必担心这个影响不好那个友邦惊诧的前提下，陆四如不能彻底解决青藏问题，他这个隆武帝便连满清的十全老人都不如了。

区区青藏，尔今不过百万人口，现在不着手，难道还要留给后人解决不成？

这绝不是陆四的作风。

另一方面，由于连年战乱及满洲入侵导致北方人口大规模下降，虽然此让中国北方元气大伤，人口总数不及两千万，但这个人口下降过程也将过去明王朝的种种弊端也涤荡一空。

形象的说，现在的北方虽然残破，一穷二白，但由于大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影响，以及刚刚取得对大西政权的作战胜利，人心以及军民凝聚力已然变得空前强大。

换言之，陆四这个大顺领袖决定的事，不会遭到任何阻力。

故只要陆四不走老路，能够坚定的带领大顺基本盘推行新政改革，甚至可以将占中国主导思想两千年的儒教一网打尽，或者说改良儒教，使之成为符合大顺展，符合时代进程的一个新思想宗派。

三大宗，儒、道、佛。

道教现在不敢叫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彻底老实，前明时龙虎山虽很风光，但也是半点手不敢插向世俗的。

儒教因为孔夫子的不孝子孙骚操作，已然让大顺陆监国决意另立衍圣公，搞出人人都可当圣公的新观念出来，随着大顺各项新政的推行，儒教的改良或者说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的事。

那么剩下来就是这个佛了。

中原的佛，比龙虎山还老实，顶多有个把如少林寺那般强占田产、欺男霸女的，其它的寺庙，大抵都是向钱看。

陆四对文武痛心疾指出青藏等地佛宗对当地百姓荼毒至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