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交的关系上，朱高煦与胡濙之间是相互信任的。

废太子一党倒|台后，胡濙最先被任命为部堂级别的大臣之一。胡濙也抛弃了一切公私成见，遵照皇帝朱高煦的意思，主持了为齐泰洗白的事宜。

但此时，俩人都持谨慎态度。哪怕朱高煦事先说了“出门不认”、“一切无罪”的话，也不能完全消除其中的莫名隔阂。

人道是伴君如伴虎，胡濙有此慎重，理所当然。而朱高煦又能完全信任大臣们么？他如何指望胡濙这样的士大夫、能真正地理解他？

就在这时，朱高煦竟然在地板上坐了下来。阁楼上的地板是木头的，地上打扫得很干净，不过春初的木头仍有凉意。朱高煦调整姿势，一副舒服而懒洋洋的模样坐在那里。

对于这样的“失仪”，胡濙没有吭声，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迂腐的人。

朱高煦叹了一口气，用随和的语气道：“想当年，我在云南部署‘证实’建文父子真伪的事，其中牵连不可谓简单，我先控制了云南三司衙门，然后派出人马去接应胡部堂。这件事干得又快又准确，胡部堂是亲身经历，可算不上朕的自夸。”

胡濙道：“圣上雷厉风行，布局缜密，臣至今印象深刻。”

朱高煦道：“胡部堂明察暗访，办那件复杂的事，也表现出了极高的才能。你也坐下来，我仰着头与你说话，累得很。”

“臣遵旨。”胡濙盘腿在地板上坐了下来。君臣二人变成了一种奇怪的形式相对。

朱高煦又道：“后来朝中突然出事，我猝不及防之下，被迫起兵；整个‘伐罪之役’艰难重重，但也是有迹可循。

除了在战术方略上的正确决策、加上运气，汉王旧府文武上下一体用心，也是制胜之关键。当时汉王府的文武，信念十分一致，且明了简单，失败就是万劫不复，还有甚么比求生欲更强、更具有普遍性的信念？”

他话锋一转，“现在朕登基了，却现治理这个国家，其复杂之程度，远远超过了控制一场战争。人心之多样，更是无法统一。即便是用理学的标准、来规范信念，仍然感觉无力。”

胡濙道：“圣上忧思，臣感同身受，只恨身居高位、却尸位素餐，不能为君分忧，实在有罪。”

朱高煦听到这句话，脸上有些诧异、也有些欣慰：“你来说说如何感同身受。”

胡濙沉吟片刻，说道：“圣上提到云南之行，臣想起当初在大理三圣塔下，有过一番对出仕为官的回顾。臣起初读书科举，有一腔热血，欲赈济苍生，功成名就退隐田园。不料苦心钻营，力求自保、上进，官越做越大了，却愈觉得有心无力。”

朱高煦认真地倾听着，问道：“如何赈济苍生，能否说具体一些？”

胡濙道：“臣自乡间来，深知百姓疾苦，饥饿、寒冻、困顿、病痛、死亡，种种苦难只需一样便能让人痛不欲生，虽佛祖也无法普度众生。只有入世的人，才有些许作用，那便是做官。朝政清明、人心向化，可使庶民丰年不饥不寒，灾年不至于埋没荒野，甚至易子而食。”

“朕相信胡部堂的理想。那些只有私欲，没有理想与公心的人，无法如胡部堂一般，统率诸寮、获得人们的尊敬。”朱高煦鼓励道。

他接着又皱眉道：“缓解痛苦，确实也是一个务实的理想。然而国家与人，都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仅仅想维持最基本的稳定，恐怕长远看是刻舟求剑，只会得不偿失。”

胡濙欲言又止，忽然开口问道：“圣上想施行新政？”

谈话一下子中断了，阁楼上君臣保持着奇怪的姿势，陷入了沉默。

朱高煦总算打破了安静，开口道：“朕知道，不少大臣在内心里不信任朕。可能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理由，却会非常缺乏安全感，比如我的亲大舅徐辉祖。”

胡濙有点尴尬，忙道：“圣上待人以诚，比大多臣民更有诚意。”

朱高煦道：“朝廷需要一大批人来统|治，不管是新政还是旧政，用甚么样的人？历朝以来，曾经有过宗室分封、外戚专权、武将掌权，结果如何有史为鉴，其危害是国家完全失控。士大夫文官、与皇帝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统治世间者、必须是有才干的人。从智力上看，文官能从百万计的读书人里脱颖而出，本身就是这个世道的精英。朕即便依靠武力讨回了公道，也有充足的理由，要与文官达成信任和协作。有些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理念的偏差。”

他稍作停顿，接着说道：“我朝的处世哲理，似乎总是一个可以循环的圆。当今科举制度是太祖皇帝制定的，开恩科也是皇帝的权力，儒家理学也是朝廷提倡的思想；这样选拔出来的文官，皇帝又岂能反而过多怪罪？”

朱高煦看了胡濙一眼，抛出了更多的善意与妥协：“朕还想提高官员的收入。官员掌握着皇朝的权力，不应该像元朝一样被贵族视作工具，而应该名正言顺地分享更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