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未日开始，轰轰烈烈的宣传运动，就在整个新丰县乡社之中，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并迅速深入了每一个村亭，甚至每一个农户家庭之中。

托公考的福，如今新丰官吏人手充足。

加之，主政基层的，都是充满了理想主义，浑身干劲的太学生。

一接到命令，贡禹、王吉、杨望之、曾胜等人马上就摩拳擦掌，召集全体乡亭官吏开会部署和传达县里的指示（主要是张越的要求）。

将阻止百姓溺死自己子嗣的行为，提高了政治高度！

贡禹就在乡官邑里敲着桌子，挥舞着佩剑，告诉了他治下的亭里里正、亭长、乡吏和民兵们——生民，是先王之要，是先帝之德，更关乎新丰建小康，兴太平的大业成败。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妥协可讲，没有情面可说。

谁的治下，出现了溺婴，谁就自己去和县里解释！

王吉就更夸张了，几乎是跳在台面上叫嚣：“春秋罪人无名号，谓之云盗也！诸公是要当社稷的大丈夫，还是要做万世的盗贼？”

他拍着自己的剑柄呼喝着：“吾与诸公，要深入村亭，到每一户去，叮嘱每一个百姓，宣讲溺子的害处！”

就连在骊乡的山上，曾胜也是点齐人马，奔走在山道之中，爬进山沟里，到处宣传。

他们之所以会这么积极。

只是因为张越写了封信给他们。

信上只有一句话：春秋重恶，恶必诛！

这句话有两个意思，其中之一自然指的是谁带头作乱，谁该死！

而第二个意思，则是——百姓有罪，有司不治，是有司之罪也！董仲舒当年就说的很直白——春秋刺议不及庶人。

春秋只诛士大夫卿贵王侯。

换而言之，假如他们治下出现了溺婴之事。

那就说明，他们将会被架到春秋之上，被先贤鞭笞，被后人鄙视。

张越的算盘，自然是打的很明显的。

他的目的，就是要借助汉季士大夫们对春秋之诛的恐惧心理，从而将公羊学派等执政的士大夫变成一批冲锋在前，享乐在后的某党人士。

当然，他不指望全部都变。

能有几百个类似的人，就足够了。

具体到新丰，能出现十个就是胜利，就是成功！

但很显然，张越明显低估了，这个时代的士大夫，特别是那些满怀理想和激情的太学生们的羞耻心与进取心。

命令一下达，在春秋之诛的恐惧和对小康世界的期盼下。

几乎整个新丰的基层官僚系统，瞬间满负荷运作。

只用了两天，就将他的命令传递到了全县的每一个村亭，每一户百姓耳中。

像贡禹和王吉这样的厉害角色，甚至在两天内就初步给全乡孕期妇女建立好了档案，还划分好了责任片区。

一个太学生盯两到三个村亭，而且三人交叉盯防。

将防‘溺婴’当成洪水猛兽一般防御。

由是，在这些人中诞生了汉家第一批专业的人口官员。

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自辛未日下令，到辛亥日，三日中尽管新丰各级官吏，严防死守，但是……

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

更何况……

马四抱着自己刚刚出生的儿子，望着家徒四壁的破房子。

眼珠子里大滴大滴的眼泪往下流。

他是骊乡的三马亭之人。

哪怕是在这个穷乡僻壤，他也属于绝对的贫民。

家里只有十三亩地了……

但却还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要养。

女儿倒是好办，养到四五岁，可以送去给别人家做童养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