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却是没有半分忧患意识。

他甚至感觉到了欢欣鼓舞！

毋庸置疑，临淄是一个宝藏，埋藏着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充沛而勤劳的劳动资源。

特别是，临淄城的人民，已经适应了工坊生活，适应了手工业的环境！

这很关键啊！

为什么后世，三哥虽然天天喊着要赶中超美，但却只能望着中修和米帝的背影望而兴叹？

是他资源不够多吗？

是他人口不够多吗？

是他的领土不够多吗？

是他没有人才吗？

都不是！

归根结底，三哥之所以永远将要赶中超美。

关键原因，不在这些物质基础，而在精神基础。

他没有足够的，能够适应现代工业生产的技术人口。

他的社会制度和传统，也束缚和压制着他的人民，向合格的工业人口转变。

而没有足够的合格的可以参与现代工业生产生活的人口。

说什么都是扯淡。

毕竟，你无法指望一些不守规则，没有集体合作意识，没有太多文化，无法操作那些现代化工业机械的工人，帮你建设一个底特律或者深圳、东莞。

而对现在的张越来说，他未来的计划，最大的短板就是，没有足够多的工业人口。

汉室人民，勤劳勇敢而智慧。

但多数人民，从小生活在小农经济环境下。

一辈子所学所知的事情，不过是耕地种地而已。

妇女们倒是善于织造，也极有创造力。

但你怎么说服她们的家人和丈夫，让这些妇女进入你的工坊工作呢？

汉家虽然民风开放，但终究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封建社会。

瓜田李下，终究很难说清楚对错。

而临淄人民则不然，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他们是未来，最好的纺织工人。

一个人口几近百万的超级城市里，起码有三十万以上的善于织造的女性。

这是无比宝贵的财富！

除此之外，那些在临淄城的商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男性，也可以从事种种工坊工作。

他们应该，都掌握了一定的木匠、泥瓦匠甚至是铁匠技能。

善于使用和学习各种工匠工具、技术。

要是能想个办法，从临淄那边搞个十几二十万合格的手工业人口迁徙到新丰……

张越只是想着这个前景，就忍不住的流下了哈喇子！

但……

当他回过头来时，却看到在坐的众人，都是神色严肃，表情肃穆，也连忙收敛心神，表现出一副痛心疾的模样。

没办法！

在如今的汉室天下，仇商的气氛，非常浓烈！

无论是今文学派，还是古文学派，不管是极左的公羊学派还是极右的左传，乃至于中间派的易经诸派，对于商人，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

而统治阶级内部，对于商贾的存在，只能用‘仇寇’两个字来形容。

对商人的态度，无论朝野，都早有共识——去死吧，辣鸡！

其实，儒家在战国时代，并不怎么仇恨商人。

甚至，在早期的孔子时代，儒家对商人的态度还是不错的。

端木赐就是大商人，但一点也不妨碍他成为孔子的弟子，而且在孔门地位不低。

子夏先生在河东讲学的时候，白圭也曾在其门下听讲，也没有见子夏先生不许白圭旁听。

孟子周游天下的时候，也没有怎么去歧视商人。

真正对商人喊打喊杀的是法家。

从商君开始，法家的政治家就将商人视为国家不稳定的因素与社会混乱的源头、法治败坏的罪魁祸。

秦始皇勒石琅琊，其上就有着‘上农除末’的字句。

上农除末！

除的是谁？

当然是商贾！

在整个秦的统治时期，商人的地位与命运，跌入低谷！

而到了汉季，对商人的歧视，也不比秦代轻。

高帝刘邦，甚至曾下达过让天下商人几乎绝迹的法令。

他命令，所有的商人，必须列市贾肆，以五人一组接受官府的监督和管制。

一人卖假、居奇，五人连坐。

很显然，这种严厉的打压政策，马上就引了西元前的经济危机。

没有了商人，商品贸易就陷入停滞。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轮番上演。

不过几个月，就把关中米价炒到了三千钱一石。

所以呢，这个政策随即就废弃了。

吕后以后，执政的黄老学派政治家们，亲眼目睹了高帝和吕后时期，对商业打压引的几次经济金融危机。

加上黄老政治家们信奉‘不干涉人民’就是最大的善政，让人民自由挥，就是最好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