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开平慢慢抬起头：“老徐，谢谢你。我当初反对圣英参加组织，就是考虑到了这一点。你的情况我也知道。我研究过你领导法电大罢工的做法，你是严格按照法国的法律组织罢工活动的。你不提任何政治条件，只要求随着物价保证工人的最低工资，在增长利润中切出一块提高工人工资。你给了我启发。我在厂里的做法都是为了让工厂多赚钱，让工人多挣钱，从不提什么主义。”

徐阿本说：“我们的罢工没有提阶级斗争，没有提武装暴动，不仅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同情，也受到法国国会一些议员的支持。法国领事和工部局为了尽快平息事态，他们一方面令资方做出一些让步，答应部分要求，一方面让杜月笙出面拉拢我，杜说如果我与他们合作，就收我为他的大徒弟，并送我房子、车子和月利。我拒绝后，杜月笙才让手下印了一些共产党传单，上面写的都是‘武装暴动’、‘赤化上海’、‘把帝国主义分子赶出上海’等。他们带着那些传单冲到我的住处，说是在我的住处搜出来的，将我以共产党的名义投进大牢。去年抗战爆发，杜月笙让法国人把我放出来，让我参加他的抗敌后援会，我说，你抗日，我也抗日。你的抗敌后援会都是社会名流，我一个工人参加不合适。我不参加你的会，也一样能抗日。法电的经理听说我出来了，怕我再组织工人闹事，就主动请我到法电，帮助他们沟通和工友的关系。我发现他们现在对工人确实比以前好多了，就答应了。上海会战时，我组织下班的工友开着公交电车免费运送难民物资，还暗中输送中国军队，他们知道了也装作不知道。开平，我出来后，也在研究你的一些做法。其实，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立的，另一个方面又有着共同的利益。我们以前强调对立的方面太多了，强调共同的方面太少了。”

姚开平说：“我已经想好应对最坏的情况。我走后，厂里的事情由你全权处置，不过，事前一定要向钟老先生通报一下。其实最可悲的是钟老先生。钟老先生当年也是壮怀激烈，陶公被蒋介石刺杀后，他退出政治，多年来只与孙夫人保持一定关系。他救我出狱，送我出国，成全我和圣英的婚事。我回国后，就是想把工厂经营好，让老先生安度晚年，自己呢，也搞一些实验。现在，圣英是这样的情况，钟老先生也被我拉了进来，随时都可能遭遇不测。”

徐阿本：“开平，你不必过于自惭内疚，依我对钟老先生的接触，钟老先生是外柔内刚。老先生的忧国忧民之心和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并没有消退，只是表现得更为深沉。钟老先生为了国家和民族，他也在苦苦探索着。他对于你在工厂的做法十分肯定，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矛盾不假，但是这种矛盾不用阶级斗争的暴力方式也能解决。他还想将他的一些想法和我们的做法写成书。老人家值得我们尊重。不过，老人家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现在圣英这种情况确实不能让他知道。还有钟太太，那天她说她也想到香港，又放心不下钟老先生。”

姚开平：“钟太太好瞒，但是，钟老先生不好瞒的。圣英去投新四军，他是知道的。可是圣英被那个霍二彪霸占，现在又同霍二彪结婚这个事，如果让钟老先生知道，我担心钟老先生会受不了的。”

徐阿本：“你到安吉后，如果找到钟圣英，最好让她写封信，就说在香港生活得很好。我估计——”徐阿本顿一下说：“钟圣英是看到你们参加了日本人召集的市民协会，才和你断绝关系，与那个霍二彪结婚的。至于齐有田说霍二彪霸占钟圣英，我以为不大可能。第一，如果霍二彪真那样对待她，钟圣英决不会做他的参谋长。钟圣英会和他以死相拼。第二，如果霍二彪真是那样的人，他和他的队伍也不会被改编为新四军的游击大队。这些事先不要告诉老人家。你从安吉回来，把情况搞准确以后我们再商量怎么办。”

姚开平：“老徐，你分析得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些呢？我的脑子确实乱了。”

徐阿本：“你没有想到不是坏事。现在，敌人肯定以为你在精神上已垮了。你说齐有田的那些话，肯定会引起三井的疑心。你所讲和共产党、国民党、杜月笙的关系，三井也可能会相信。还有一个问题你要考虑好，这就是怎样对钟老先生讲？”

姚开平：“我就说那伙人提出要我们再送些钱。我还要对钟太太，还有我的老娘编一些话——我的老娘越来越糊涂了。这个时候，糊涂也好——我明天就去那边，我走后，厂里的事就交给你了，如果不是有你在，我还真不敢离开。”

徐阿本：“厂里的日常工作困难不大，要提防的还是齐有田。你放心走吧，这边的事我会安排好的。”

姚开平：“敌人肯定在外边监视我，你回到厂里叫俞宝莹到这里来一趟。告诉她，一晚上都要在这里，让她给家里说一声——你也要跟钟老先生打个电话，就说我陪大平下棋，晚上不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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