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逼上梁山

2015-08-29 作者： 陶纯

第九章 逼上梁山

33．难道你们会变戏法二机部的几个核工厂，数兰州铀浓缩厂最为关键.兰州北郊，黄河岸边，依山傍河而建的巨大厂房，大约有一百米宽，一公里长，十几米高，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1960年前后，这样规模的厂房，在全国恐怕都很少有。2007年，笔者前去参观时，虽然这个厂房已经停用，但他的规模和气势仍然让我们称奇。

苏联领导集团撕毁协议的迹象显露出来后，聂荣臻和二机部首先想到的就是兰州铀浓缩厂。这个厂的设备几千台扩散机全部依赖苏联进口，虽然它能提供的，是它淘汰下来的旧设备，但是，如果因为中苏关系破裂而影响到这些设备进入中国，那么，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无疑就会搁浅，因为即便你完成了原子弹的设计，但如果你拿不出核燃料铀-235，原子弹就不是原子弹，只是普通的炸弹。

1960年春天，巨大的厂房竣工了。房子盖好后，就等苏联方面把几千台设备运来安装了。

当时，在这座工厂工作的苏联专家，将近50名，负责人叫哈里东诺夫，他曾担任过苏联乌拉尔铀浓缩厂总工程师，对中国人十分友好。他曾对厂长王介福、副厂长王中蕃一再说过，如果厂里需要，他做医生的妻子可以到厂里的医院来，为职工看病，不要任何报酬。较长一段时间里，以哈里东诺夫为首的苏联专家，和厂里的中国同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以至于现在厂里的老人谈起这些苏联专家，说，他们绝大多数对我们太好了。

但是，哈里东诺夫也有一个特点：这人太认真，尤其是工程质量方面，十分认真，一点都不含糊，一点都不能通融。

厂房一建好，王介福和王中蕃就去找哈里东诺夫，请他赶紧和国内联系，把设备运来。哈里东诺夫异常认真地摇着头：“不行，厂房清洁度达不到安装机器的要求。”

王介福说，我们已经打扫过了。

哈里东诺夫两手一摊：“扩散机是非常敏感的设备，有一点灰尘埃都不行，人在里面工作都要换衣服、戴鞋套，戴头套。你们必须让它达到标准，我才能让我的设备运过来。”

王介福问：“我们马上干。要达到您说的洁净度标准，您看需要多长时间？”

哈里东诺夫竖起一根指头：“至少一个月！”

王介福电话请示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袁成隆说，一个月太长了，必须尽快让他把设备运来，越快越好，再耽误，谁知道会出什么意外？

王介福就又去见哈里东诺夫，说：“总顾问同志，不就是打扫个卫生吗，还要一个月？最多一个星期。”

哈里东诺夫摇摇头，说：“哈拉少，你吹牛！”

王介福说：“一个星期我都多说了。三天！三天后你来看！”

哈里东诺夫笑得更欢了，怎么也不信。他和其他苏联专家住在兰州专家招待所，王介福让他们回去等着。

王介福回来一说，厂领导也都觉得不可能。这么大的厂房，一看就让人头疼，靠几百个工人，三天干完，做梦去吧！王介福说，这个东西人人会干，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发动起来，不吃不喝不睡觉，三天也得干完！结果，全厂大动员，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下到上一年级的小学生，甚至腆着大肚子的孕妇，几千人，全都动起来了，人们提着铁桶，拿着拖布、脸盆、抹布、小铲子，涌进了那个巨大的厂房里……

那三天像打仗一样，整个厂房灯火通明，人们轮班吃饭、睡觉、干活，抹布不够用，有人当场脱下衣服撕成抹布，蘸上水就擦，凡是够得到的地方，统统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三天后，王介福把哈里东诺夫请了来，哈里东诺夫戴上白手套，把他认为是死角的地方摸了一个遍，他相信了，说：“哈拉少，合格了，而且超过了我的标准。”

众人都舒了一口气。

哈里东诺夫愣一阵，对王介福说：“但我还是不理解。难道你们会变戏法？这个在我们那里，至少一个多月的工程量，你怎么用三天干完了？你的方法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王介福想了想，就说：“很简单。”

问：“简单？简单是什么东西？”

王介福说：“大跃进。毛泽东思想和群众运动一结合，就成功了。”

哈里东诺夫似懂非懂的笑了。当天他就签了字，第二天就派人到满洲里催要设备。不多久，几千台设备运来了。消息传到北京，宋任穷、刘杰、钱三强总算松了一口气。

34．你们不能刁难人按照中苏双方的协定，导弹发射场建好后，由中方从苏联购买一枚P2导弹，进射，用于检验发射、跟踪、测试和弹着区数据处理等技术，并为即将出厂的第一批仿制导弹做试验准备。1960年4月，导弹运抵发射场，一切准备有条不紊，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签字，批准发射。

预定的发射日期一天天迫近，这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苏联方面突然提出：“中国购买的用于发射训练的导弹，须经苏联国防部长同意，才能进行发射试验。”

没办法，聂荣臻只好给苏联国防部长写信，对方回信，同意了。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发射导弹必须使用苏联所产的燃料。

P2导弹使用的燃料是液氧。此时，中国已有能力生产合格的液氧。为了能尽快试射导弹，只能满足苏联的附加条件，向苏联订购液氧，要求苏联的第一批液氧于5月下旬，第二批于6月上旬运抵基地。然而，苏方却制造种种借口，一拖再拖，最后答应7月份运抵中国。

6月底，李福泽命令基地工程部，派人前往东北边境小镇绥芬河，准备接收苏联提供的液氧。

方平那时是基地特种燃料站的技术员，他们10个人到达绥芬河后，天天到车站上去等，一列列火车驶过，一个月过去了，心急如焚的他们没有等到运送液氧的槽车，等来的却是基地发来的密码电报：“苏联国防部已电告我国防部，因西伯利亚液氧厂发生不可抗拒的事故，不能履行合同。”

事情报到聂荣臻那里，聂荣臻指示：绥芬河接货的车，立即去吉林102厂，也就是吉林化肥厂，装运中国自己生产的液氧。按照国防部的要求，102厂立即启动了生产线。该厂经过5天苦战，如期完成了32吨液氧的生产任务。方平他们押着液氧槽车，昼夜兼程，往基地赶。液氧差不多有零下一、二百度，大夏天的，槽车周围结了很厚的冰，方平他们在车厢里得穿着羊皮大衣，冻得说话都嗑巴。可是他们心里高兴，盼着回去打导弹呢。

回到基地，苏联燃料专家斯切潘诺夫带人做了化验，结果表明，中国生产的液氧完全符合导弹加注使用的技术指标。李福泽拿着这个化验报告，激动地去找第一试验部的苏联专家组长契尔科夫，希望他批准加注燃料。

谁知，契尔科夫根本不看李福泽递过来的报告单，说：“你们的液氧有杂质，不合格。”

李福泽说：“这是你们的专家化验出来的结果，没任何问题！”

“那……你们不具备化验条件，化验结果不能成立！”契尔科夫停了停又说，这是你们中国第一次搞发射，来不得半点马虎，弄不好要死人的！苏联第一次发射导弹时，操作手很紧张，都尿了裤子。

李福泽气得哆嗦：“你们吓得尿裤子，和我们的燃料是两回事！你们不能刁难人！”

在李福泽的强烈要求下，连孙继先都出了面，契尔科夫才答应，到燃料站，当着他的面重新化验。结果，仍然是合格。孙继先说：“既然是合格的，那就加注吧。”

契尔科夫表示，他回去请示一下再定。很快他回话说，还是不行，因为：“在苏联，生产导弹燃料都有专门的工厂，而你们的液氧却是一个化肥厂生产的，所以不能用。”

孙继先气得脸都白了：“你管哪儿生产的，只要合格就应该用！”

李福泽吼道：“我们就用这个打导弹，请你们参加。”

契尔科夫说：“我们不参加，你们自己打吧，我们根本不负责。”

契尔科夫扭头走了。方平问站在一边的斯切潘诺夫：“液氧明明合格，你是知道的，为啥不让用？”斯切潘诺夫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说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也扭头走了。

由于发射导弹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手中，所以，这枚导弹一直无法发射。而液氧的自然蒸发量很大，每天要损耗掉约500公斤，到后来只剩下了十几吨，已不能满足发射导弹的需要。到最后，方平他们只好将剩余的液氧全部倾倒在戈壁滩上。这令人愤慨的一幕，他们一辈子都无法忘却。而这时，中苏两国的关系，也到了彻底破裂的边缘。人们明白了，指望别人的施舍来铸造护国的盾牌，从来就不可能。

35．铀浓缩厂是重中之重兰州铀浓缩厂。设备虽然运来了，但几千台设备，要连接成几公里长的生产线，而且一点差错还不能出，仍然是一项让人头疼的任务。因此，二机部仍然把兰州铀浓缩厂当成重中之重。

副部长袁成隆从北京赶到那里。后来，袁成隆回忆说，在他们走之前，我们得想办法做做他们的工作，挤出点儿东西来。就算挤不出来，我们也要做好团结他们的工作。我去铀浓缩厂蹲点，跟厂领导王介福、王中蕃等人一起研究决定，别怕花钱，可以买点礼物啊什么的，要对人家友好。我们跟苏联专家座谈，说你们帮助我们，很感激你们，很惋惜的一点就是你们要走了的话，我们的事业怎么办？这肯定要受影响了。我们的诚挚打动了专家，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愿意帮助我们，尽量帮我们把事情完成。

厂长王介福一直以来，和以哈里东诺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相处得很好。王介福身体特别健壮，一顿能吃二斤半牛羊肉，能喝酒，头上常年戴一顶回民小帽，脚上穿一双磨秃了头的黑皮鞋，整天在厂房里转，新来的人常把他当成食堂的伙计，可一到正式场合，他就把自己打扮成外交官一样，衣冠整齐，干干净净。他曾担任过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外交官，是政务参赞。浓缩厂是中央的厂子，但王介福和省里市里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在饿肚子的年代，他经常能搞到一些特殊商品，供苏联专家享用。他常说，苏联专家是咱们请来的，是咱的老师，一定好好待人家。王介福的真诚让哈里东诺夫等专家十分感动，他们也就打心眼里愿意帮助中国，一心一意想把生产线连接好。经过一番苦战，终于抢在苏联撤专家前，把设备安装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