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建长安书院，培养新式人才，是为了民族未来，没有新式思想的人才，就不可能让这个民族焕新机，开启新的历史征程。

秦汉隋唐，华夏民族领先世界，基于的是贵族式的精英政治与人才的推动，但是从宋朝开始，中国的历史，就应该走向另外的一个方向。

两宋不论是思想、文学还是城市展，都有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那就是市民阶层的兴起，这是以前的秦汉隋唐盛世所不具有的特征，亦是两宋兴盛的外在表现。但是在顾同看来，市民阶层的展，是中国历史走向一个新阶段的例证。市民是资本社会的力量，两宋繁荣的经济，恰似资本萌芽阶段的财富积累，市民是市场繁荣的缔造者，亦是资本展的推动力。

如果没有蒙古人蛮横的用铁蹄践踏中原，将华夏文明就此中断，那么两宋社会展到最后，定然是一个属于中国式的资本社会。

有人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代，但是顾同却不这样认为，明代只是在蒙元中断华夏文明后重启两宋的展，而且没有两宋在经济上的开放政策，是以始终不能在经济上达到两宋的社会财富总量，而且持朱明资本萌芽论的只不过是参照欧洲的资本萌芽时代而言，并没有注意到中国社会真正的展路程，所以不论是前世还是今生，顾同都认为，只有两宋，才是可以自然进入到资本社会的历史契机所在。

不论是社会财富还是思想政策，都是有利于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展的，当经济社会的展积累到一个量的高度时，必然是要实现质的飞跃，从封建经济到资本经济，必然也是水到渠成的必然。作为历史的参与者，顾同比任何人都期待一个属于中国社会的资本时代的到来。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危险的时代，一旦错过，国家民族，必然会渐渐落后于西方社会。”

顾同心中无比的庆幸，自己穿越到来的是十三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没有被蒙古铁蹄践踏过的中国，是一个在思想上还没有被理学的思想荼毒过的中国，是一个真正可以开启自己新征程的中国。

当然，要将这个国家和民族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之前，完成国家统一，遏止蒙古人的落后文明侵入，阻止理学思想对于人身的束缚等等一系列的事情，还需要顾同和他的追随者去努力，不过顾同有信心。

······

紧锣密鼓之中，长安书院的规模一扩再扩，在以前西山书院的基础之上，展成了综合经文、格物、天文、地理、医学等诸学科共同展的综合学院。学院之中，更是聚集起了赵秉文、郝天挺、王庭筠、赵飒、杨云翼这样的北方文坛领袖式人物，也包含有杨简、袁燮、舒璘、傅子云等陆九渊心学传人，也有北宋科学家沈括传人以及一些擅长于研究制造的奇人，天文地理，同样吸引来了无数的有德有才之辈，医学方面，有着张从正、张元素二人及其门徒们坐镇，同样是举世无双。

这样的一所书院，不问学派，不管出身，只讲才能，容纳万象，甫一成立，就吸引到了世人的瞩目。比之朱熹传道的岳麓书院，更是盛名远传，一时之间，顾同的名号，随着书院成立，再次被世人津津乐道。天下有志于成才者，更是以可以进入长安书院为荣。

关于书院，顾同所给予的重视和支持，是丝毫不减军队的，而且成立之初，他就将军队中的火器制造局的一些研项目，交给了书院格物院研究，同时，也利用前世的一些基本的数理化知识，编写了简单的数理化教材，以期书院将来，可以培养出像牛顿那样的物理天才。

当然，书院的成立，最为现实的意义，就是给顾同在天下读书人之中树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形象，赢得了大部分士林中人的好感，就是先前对于顾同违逆赵宋皇室诏令的行为，一些江南士人都不怎么在乎了。不过有所得必有所失，书院成立之初，就将心学传人邀请到书院开宗立派传授学识，对于理学一派而言，不可谓一个打击，朱熹之徒真德秀，更是大骂顾同是借此举沽名钓誉，总而言之，很是不看好书院的未来。

对于真德秀和江南理学一派的攻击，顾同连出面的机会都没有，就见到长安书院的任院长赵秉文领着书院的师生，对理学一派起了最为激烈的反击，并且直言道：“理学一派若是不服，大可来华山较一高低，到那个时候，在说说谁是天下儒教正统。”

赵秉文的一个‘华山论道’，让顾同也不禁失声一笑，不过又一想，历来学术竞争，都是通过辩论得以广传天下的，比如朱熹在世之时，和陆九渊心学一派的‘鹅湖之会’，就是心学、理学的交锋，虽然两派没有分出个高低出来，但是却也让理学的学术思想在世间传播。

理学也好、心学也罢，顾同其实都觉得离自己心中的思想宗派很远，为了推进到新的历史展阶段，学术思想必须就要像文艺复兴运动一样，抛却一些落后愚昧的地方，从务虚转到务实。是以顾同将后世王阳明心学的一个中心观点‘知行合一’提了出来，倡导书院要树立一个新的思想。对于顾同的观点，赵秉文、杨云翼这些北方士林领袖也罢，杨简、舒璘等心学传人也好，都觉得十分正确。满满的，两派学者们围绕这个观点，创立‘知行合一’学派，却也为将来的科学技术展，奠定了思想学术基础。

看着书院的未来，已经在自己的引领之下，顺着一个光明的前景开始前进，顾同的心思，自然是无比的高兴，与一个穿越者而言，还有什么比改变历史的展历程更有成就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