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说的陆贽也没有可以反驳的，如果今年能收取如此多的赋税，那么他也不会反对光复河陇的军事行动。

毕竟有了军事上的预算方案，也十分符合他始终提倡的“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

这时席位上的贾耽便对皇帝和在场诸位说：虽然详尽的出军会计簿还在核对当中，但仆可以给大家交个底，那就是彻底光复河陇，需用兵八万到十万，糜费钱谷帛合计一千二百万贯。

听到这个数目，筵席上顿时只剩下丝竹音乐的声音，所有人都沉默下来，这笔数目确实很难承担得起。

现在唐朝的财政，为什么会出现量出制入的现象，有点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国计窘迫，每年收取上来的两税钱和其他林林总总的收入，分归度支、盐铁、户部三司掌握，但在支出军费、官俸、宫廷御用这三大块后，可以说所剩无几，中央很穷；地方上也不容乐观，虽然斛斗米大部分留在州郡常平仓里“备水旱”，可地方政府在得到朝廷允许前是不能随便支用的，留州的那部分钱财是固定的，斤斤计较后，往往还要负债经营，这也是通常所说的财政赤字。

中央穷，地方也不富余，在这样的财政体系下（再加上方镇制度），全国也没法一盘棋，想用举国之力动一场暂时还见不到收益的“河陇之战”，确实非常困难。

陆贽想了又想，便用遗憾的眼神望着同样在沉思的高岳，意思是我实在尽力，可逸崧啊，这情况实在不容乐观。

毕竟朝廷当中又有人鼓吹“弃土”，也即是说有相当部分的大臣，说现在我唐西北陇山、六盘山、河套和剑南的防线已然稳固，西蕃可能一二十年都不能大举入侵京畿地，不如索性把陇西的土地，包括安西北庭统统放弃掉，以减省军费，换取局势的和平，用和平再来换取展。

对此高岳也有耳闻，尤其愤怒。

可现在整个天下的思潮，已经开始有下个朝代的雏形了，那便是鼓吹弃土，鼓吹无原则的和平：陇西的土地没法经营，我们丢弃得了；漠北太远，全是蛮夷，得之无益，我们丢弃好了；安南交趾化外之地，我中国占之何益？不如放弃经略罢了。

就这样西域没了，河套没了，东北没了，交趾没了，他们缩在最传统的版图里沾沾自喜，吹嘘什么“华夷之辨”，以供后世的某些蝗虫们沾沾自喜，以血统论短长，以地区定华夷，一遍又一遍地在精神上阉割麻醉自己，只满足于做出个三六九等的架子里，狠地盘剥百姓的膏血，供养自己身为所谓士大夫精英的迷醉道统，一旦外敌占据了这些崽卖爷田的地方，便变得强大起来，铁骑满郊甸，搅起风尘恶时，他们找不到救国救亡的道路，更不敢让其他人来救，于是只能耸着苍白的鼻尖，在黄的故纸堆里寻找“先圣的智慧”，汉唐的霸道奋昂的举止让他们怕得要死，因他们萎靡的身躯和精神，都不足以支撑起这种霸道来，对此他们只能挥专长，用墨写的东西来丑化矮化秦皇汉武，并鼓吹起所谓的道统来，什么孔仲尼后唯有孟轲，孟轲死后道统不传，多少年后只有哪位先生接过这盏明灯来，点亮继承了道统，否则便是万古长如夜——至于这一位二位道学先生，把国家和百姓真的从“长如夜”的沦亡里拯救出来了吗？真实的答案简直不值一哂。

脱离实际的自我拔高精神，在残酷冷峻的现实下完全不堪一击，最终只能沦为虚化的道德标杆，以供互相攻讦和吹嘘造神。

阳痿的人最忌讳别人说他不举，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来证明三件事：

“老是**是不健康，是罪恶的”；

“古来的圣贤都是不举”；

“我不举没法性生活，是因为我在精神上爱着我的夫人所致，这是种高尚的道德”。

所以当强壮的异邦人来占了宅子，占了妻女，他也只能忍气吞声，谄媚献好，以“男妾之道”来侍奉取悦新的主人，且越来越精通，也越来越不知廉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