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岳当众抬出的计划是这样的：

解决宣武军这件事，牵涉到魏博、淄青两大割据方镇，故而速度必须要快，得赶在对方反应过来前将其雷厉风行地处理干净，简而言之，自现在起必须要准备一支精干的官僚班子，还有周密的军事计划，此外还得有详尽的善后事宜。

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把长期半割据的宣武军，即汴宋这块紧要地区，变为朝廷的“腹心行中书省”。

至于开启事端的借口，自然就是中书门下强行索取现在属于宣武军的亳州，要将其划归入随即新设的“淮西（淮蔡）行省”，来激怒宣武军。

“还有个备用的籍口，可双管齐下。”高岳补充说。

那就是他先前于庐州鸡鸣岗开凿的卫公漕渠，在经寿春入淮后，又走颖水、蔡水，但最终还在要到汴州的通济渠琵琶沟处，再入到河阴转运院连通黄河水道，和汴宋的通济渠（即汴水）是殊途同归，那么便能以“保护新漕渠”为理由，动东都、河阳、郑滑、陈许地区的朝廷兵马，在琵琶沟处新筑一座军事壁垒。

而在关东新筑，甚至只是增修城池堡垒，都能触动朝廷和方镇间的最敏感神经，想要翻脸，对任何一方而言这个都是最便捷的路径。

河南道，是唐王朝维系整个漕运体系的枢纽所在，安史之乱时，这里成为官军和叛军激烈拉锯的地带，长期以来叛乱、纷争是此起彼伏，最终是唐王朝妥协，以所有州郡全不上计，把赋税权和人事权全都拱手让给了河南的诸节度使，来换取漕渠的周全，并希望利用河南道强大的军队，北抗河朔，南镇江淮，然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尤其是镇守汴宋的宣武军，很快成为不亚于，甚至是超越天雄军（魏博）和平卢军（淄青）的飞扬跋扈存在。

所以解决了宣武军，并将其行省化，朝廷漕运国计便无忧了，那样才能顺理成章地进一步剿天雄军、平卢军，再平成德军、卢龙军，将这个天下再度大一统。

同时进行的，还有将腹地核心的行省适当细碎化，使其不得对抗中央的力量，并慢慢把行省的管领军，收归中央政权掌握，消弭军队作乱的源头。

而想要完成这一切，必须要有三大条件。

一是中央和地方宰相圆议会拥有强大的贯彻力，只要对其造成障碍的，不管是皇权还是地方的割据政权，都得无情加以攘除；

二就是宰相们得呕心沥血，得是这个时代最强大的精英，才能在不被掣肘的情况下完成如此旷世的壮举；

还有第三，那就是精英宰相们还得制定一套完善自洽的规制，长久掌握政统，流于后世，这种制度按照高岳设定的标准，便是“承平时代能让相对平庸的执政，也可引导华夏往前展拓殖；而在动乱时代，也可让英杰们才华得到施展，挽救华夏”。

但这套制度，最终会不会毁在有巨大野心的英杰和民粹联合的风暴里，高岳已无暇顾及，哪怕维持二三百年也好，只要有过这制度，那么巨变之世的华夏百姓之“民望”，终究会有个盼头，有个模板，不至于断绝沉沦，也不至于麻木不醒。

这正是高岳苦心所在，他争斗也好，他妥协也罢，他真诚，他虚伪，莫不是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