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策中，奖励种植粮食作物，限制种植经济作物，储粮备荒、造林、治水。针对新形势中，人口流动大为增大，商业活动增多，松平定信不仅没有接受，而且还采取了排挤和限制，幕府准备布《旧里归农奖励令》，在江户设立“浮浪者收容所”，劝导城市游民归乡务农，禁止农民离乡入城，以确保农村劳动力。

而实际上，来自世界头号产粮大国大唐的粮食已经进入日本市场，并且严重冲击了当地的农业经济，再把农民捆在土地上，只能是逼他们去死。秉持旧制度和旧观念，在社会迅速转型的时期，也与作死无异。

尤其是，虽然日本在大唐的整个国家战略中算不上多么重要的一环，但大唐高层也从来没有忽视过日本，并且有逐渐掌控日本的野心。这里毕竟拥有两千多万人口，虽然经济贫瘠，但是劳力也是足以利用的一项资源。

大唐所控制的奥羽地区，本来就是整个日本人口比较稀疏的地区，松平定信的法令一出，限制了人口的流动，自然也限制大唐对奥羽的展。而且松平定信的重农抑商政策，也同样伤害了大唐的利润。田沼意次时代，日本是鼓励对唐贸易的，虽然日本出产的一些土产品价值并不高，但还是养活了一批中小型的贸易公司的。而且一些商人也对大唐商货甚至机器进行采购，给大唐带来了不少的利润。可在松平定信重农抑商政策之后，不同于大唐诸多的贸易对象，日本与大唐的贸易额居然出现了一个下降。综合以上两点，大唐开始对日本幕府政治十分不满了。

其实不满幕府松平政策的不仅仅是来自外部的大唐，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田沼时代一批商人通过商业家，建立起了一定的资本实力。但是松平新政一出，就严重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一些上层武士，比较有经济实力，也通过经商和实业赚到了一笔，毕竟由于大唐粮食涌入，耕田种地的盈利十分微薄了。而松平逆时代潮流的政策则同样挫伤了这些上层武士，其中就包括一些各藩大名。

如萨摩藩、长州藩，在眼界上比较开阔，随着日本开国之后，吸收了比较多来自外界，特别是大唐的有益成分，实力也有所增强。尤其是萨摩、肥前等藩，都有比较多的贸易往来，重农抑商政策对他们的打击也不小。

于是，在几乎没有人喜欢幕府新政的时候，慢慢这些个力量已经合流起来，尤其是一部分接受了新思想的藩士，提出了十八世纪版的“大政归还”，整个日本的政局开始走向了一条离奇而又让人难以掌握脉络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