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军雷霆之势进占福建，几乎没动什么手，就使得伪中华联邦丢掉了唯一一个沿海省份。与此同时，唐军集结调运，以沛然洪水之势，准备向革命党人控制的地区进兵。

这让革命党人大为紧张，原本革命党研判，大唐应该会像以往一样，非常重视华夏之地的稳定，同时大唐也没有足够的力量管理华夏全境，必然会扶植代理人。就如同京城事变之后继续扶植清廷，并且进行新政一样。

可革命党人同样忽略了一个问题，且不提大唐本身决心和意愿的问题，当年清廷至少还有一个架子在那里，嘉庆上位之后能够迅速控制全境。即便是这样，当时还有一系列的地方封疆大吏阴奉阳违，是大唐用强大的军力稳定住了局势。而现在的革命党人有什么？

他们的力量薄弱得要命，各省能有个几百个核心党员就撑破天了。要扶植他们上位，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大唐与二十年前力量相比已经全然不同，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吃力不讨好地去让别人做？

心理学上有一种现象，当一个人认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主动地去给这件事情找论据有理由，最后越来越将自己说服。现在的革命党人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革命党在嘉庆时代出现的因素是很复杂的，跟另一位面中的同盟会出现原因决然不同。少了几分救亡图存的责任感，而更多是排外心理、传统思想参与以及个人利益驱使。这样走在一起的革命党在能力上就不及另一位面中的同盟会了，况且那个同盟会本身也没有太强的战斗力。

福州陷落之后，孙大总统有一些着急了。不过他还是坚定认为民心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绝大多数革命党都觉得自己才是民心所向，他们代表的是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声音。他们只是了解了一些大唐国革的皮毛，却不清楚更深层次的内容。大唐政治评论人士曾经写过，人民怎么说你怎么说，那不叫代表人民，而叫做民粹；人民需要什么你做什么，这才叫代表人民。

孙大总统出了《告中华人民书》的通电，大体意思就是，他们革命党人披肝沥胆不懈努力，最终推翻了满清鞑虏的统治，恢复了中华风貌，建立了共和联邦。然而国难不断，外来侵略者唐人狼子野心，意欲图谋神州大地。今全体国民自当勠力同心，共赴国难，响应联邦的号召，一起对抗侵略者，保卫家园。

这位连影响力都有限的总统所的通电，根本就没有引起什么主意。却说在另一位面中的国父之所以成为国父，比较现实主义地来说不是他提出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等概念，这些照葫芦画瓢的东西实际意义不大，也从来在中华大地上没有实现过。真正奠定他的影响力和在反清圈子里的地位的是“伦敦蒙难”（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度娘），借着这个事件他成为了世界级的政治流亡人士，并且取得了巨大声望，才能够所谓领导革命，而实际上真正的革命他连遥控都算不上。当时武昌革命爆之后，其经香港返国，在广州胡汉民劝他留在广东整军备战，誓师北伐。然而他坚持前往江宁，并称没有自己没有人能够主持大局。实际上就是一心下山去摘果子。

（真心忍不住，写着写着就黑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