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作为町人阶级总的政治倾向，是支持所谓“王政复古”的“尊王”，而反对既有的幕府统治。

当然，总的政治目标一致未必就斗争形式相同，加之由于町人阶级长期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而造成的参政意识淡漠，使得町人反抗幕府统治的斗争大多是围绕自己切身利益展开的。

贫穷的下层町人主要通过“打毁”、“改世”等所谓的“都市一揆”形式，反抗、打击、动摇幕府的统治。

富裕的上层町人则主要通过经济力量和手段反抗、瓦解、动摇幕府统治和“以经济支援者的身份”协助、支援“革命军”倒幕。

幕末町人阶级反抗幕府统治的斗争，在“天保改革”时就掀起了髙潮。

天保十三年(1842)春町人写的《阿房艰难经》中尖锐批判幕府的政治，各色贿赂，权门流行，诸家献金，多多益善……

而町人与他町买卖，不得融通，困难重重，致使店铺昨设今撤，到处搬迁难得定所，家妇不知如何是好。

表现了町人对幕府统治者腐败行为及其恶政的愤慨和批判。

然而对幕府统治直接造成有力打击的，应该说是以下层町人和城市贫民为主体动的一次又一次的“都市一揆”。

从整个江户时代看，以下层町人和城市贫民为主体动的“都市一揆”，比以农民为主体动的“百姓一揆”要少得多。

据青木虹二和原田伴彦的统计，也有420余次。

江户时代中期后的“都市一揆”，可说以享保十八年(1733)年江户生的“米騒动”打毁运动为肇始，到18世纪后半叶以后不断增多，尤其是天保年间(1830—1844)至幕末，更加频和激烈。

“都市一揆”爆的直接契机，多为生饥荒、米价飞涨，以及反对幕府或诸藩横征暴敛“御用金”之类强化苛捐杂税等政策。

其表现形式，既有如大盐平八郎(1793—1837)领导的大阪市民暴动，也有诸如幕末福知山城下町生的“一揆”那样，要求藩主撤消“产物会所制”等财政规定，允许米谷买卖自由、降低税收等内容的起义。

但是，大多数的“都市一揆”，往往是町民要求当政者降低米价、救济贫民、减轻课税等出于经济目的的自性暴动，其“打毁”的对象也多是囤积大米的米店和经营“两替屋”等的大富商，而直接“打毁”幕藩统治机构的斗争却极少。

然而这不能说其矛头所向只是富裕商人，而不是幕藩统治权力。

因为第一是诸如要求降低课税、谴责“代官町役人”的腐败行为，批判和要求幕藩统治者修正“专卖制”和乱藩札等施政政策，本身就具有反抗和批判幕藩统治的政治性质，第二是因为驱动町民打毁行动的根本精神动力，是要求改变世道的“改世意识”。尤其是后者的“改世意识”，才真正代表了幕末町人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未完待续。)

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