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宁侯府书房。

张延龄坐立不安，到后来估计等不及了，暴躁之下不时把手里的书拍到桌案上，出“啪啪”的响声。

张鹤龄的管家实在看不过眼了，鼓起勇气走进书房，劝说道：“二侯爷，您要是等不及，可以先回您府上，等老爷回来后我会转告他，到时候您再过来便可！”

张延龄怒不可遏，一把将手里的《金瓶梅》砸了过去：“兄长是这府里的老爷，本侯就不是了？告诉你，今天若是兄长不回来，本候就不走了，快去准备晚宴，上最好的美酒，后院的房间也收拾好！”

管家被厚厚的线装书砸中额头，红了一大片。不过他连呼痛都不敢，抱头鼠窜而去。

张延龄的霸道，让寿宁侯府上下极为愤慨。

这里分明是寿宁侯府，却被张延龄当成自己家里一样，连睡觉都不睡厢房而要睡后院。虽说张延龄平日在哥哥家里还算检点，但怎么说寿宁侯夫人和妾侍年岁都不大，被小叔子闯入后院，即便不在一个房间内，传出去名声也不好听。

寿宁侯府夫人听闻管家急报，再也坐不住了，赶紧派人去通知张鹤龄，自家二老爷正在府里耍威风，而且似乎受了什么刺激，根本就无法心平气和说话。

一直到夜幕降临，张鹤龄才急匆匆回到寿宁侯府。

进入正堂，张鹤龄神色不善地望着自己的弟弟，张延龄这会儿也有一肚子的怒火，兄弟二人便冷冷地对视起来。

张鹤龄出言质问道：“我且问你，京城戒严这些日子，你在京城，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

张延龄霍然站起，不满地反诘：“大哥，你这是什么话？民脂民膏？我只是赚了一点儿小钱而已！”

“之前我已经孝敬您几千两银子，还帮皇上征调六万两银子的军费，您当这些钱都是大风刮来的？还是说那些京城的商贾都愿意平白无故破财免灾？说白了，还不是弟弟我想方设法弄来的？”

张延龄知道有些事不可能一直隐瞒下去。

之前张鹤龄并不是完全没察觉，不过那时候事情并没有闹大，张鹤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但现在张鹤龄明显有压力在身，这压力很可能来自于朝廷，而焦点则在于五军都督府。

以前西北战事没个结果，即便勋贵知道张氏兄弟捞银子了，也不太敢声张，因为皇帝处于焦躁不安的状态，很可能事情闹到御前，不仅起不到作用，反而会把自己赔进去。

但现在刘大夏在边关打了胜仗，弘治皇帝恢复了理性，就要顾忌民生问题，担心舆论影响。这些勋贵眼红张氏兄弟在戒严上赚得盆满钵满，想通过施加压力，让兄弟二人乖乖就范，如果张氏兄弟不破财，就把事情闹开，到最后看看谁倒霉！

“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张氏一门，集陛下隆宠于一身，有吃有喝还有封地，在朝中地位与日俱增，你倒好，为了银子连大义都不顾！你可知道为兄在五军都督府被人逼问，是多么的狼狈吗？你怎么不懂得替为兄着想！”

张鹤龄胸中也充满怒火，上来就对弟弟一阵嚷嚷。

本来张延龄来找兄长，商议的是如何延长京师戒严时间，方便他继续利用手头的权力来谋取暴利，现在张鹤龄如此气愤，张延龄便知道再想把这生意做下去有些困难了。

张延龄解释道：“兄长可想过一件事，九城戒严，早晚各开一个时辰，城外的粮食和日用品能运进来多少？那些不法商贩趁机囤积居奇，要等百姓吃不起粮的时候再将手头的粮食变卖，原本几文钱一斤的米粮，到后面价格飞涨到几十文。”

“但是有了我们的渠道，城外的粮食可以源源不断运进城来，受新粮冲击，那些奸商只能乖乖地降低价格销售，许多人为此亏得血本无归……我这是在为皇上和朝廷做事，而不是跟您说的那样搜刮民脂民膏。”

“现在你去问问城中的百姓，如果不是我从城外调粮进城，现在不知道有多少百姓要饿死，我到底是罪臣，还是功臣？”

张延龄考虑问题，会总先想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在走私这件事上，张延龄觉得自己没做错，也说出了一定的理由。

“兄长如果觉得不对，那我问一句，兄长可知道如今城中米粮价格几何？或者说五军都督府质问兄长的那些人可知道这些？他们吃着干饭，连民生都不了解，却用什么家国大义来为难我兄弟二人！”

“殊不知我们这是在帮助城中百姓，而不只是为了谋取私利。京师戒严，那是陛下做出的决定，西北有战事生，陛下身体不好，京师戒严有助于民心安定，有助于在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情况下，朝廷可以顺利完成交接……”

“我运粮食进城，除了让城中百姓吃到更低价格的米粮之外，带来什么恶果没有？难道京师的安全受到了威胁？还是说有人图谋不轨，想篡夺朝政？”

“其实说起来，不过是那些公侯觉得我兄弟二人年轻资历浅，又是外戚从军，他们对我兄弟二人不服。其实他们自己又何尝不是世袭罔替出身，论功劳，那也是他们祖宗立下的，包括张懋那老匹夫在内，这些年他可做过什么为朝廷建功立业的事情？”

张延龄越说越觉得自己行事大有道理，此番被人攻击诘责，简直是蒙冤受辱，一时间情绪悲切，几近失控。

张鹤龄思考半晌后，觉得自己弟弟做的，似乎并没有太大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