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育民不可置信的看着上司常余。

前有受害人扈司掌设杨德的供词，后有高升主动伏法，堂堂大理寺大理正居然说这是“一面之词”，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么？

高升心里一万头草泥马呼啸而过，连大唐最高法院都不讲理，这大唐还有没有讲理的地方了？

不就是自个么，怎么就那么难？

他与何育民却不知道，常余虽然只是个从五品下的官员，没有上朝的资格，但与大理寺卿唐临老头关系非比寻常，而且两人走得最近。

朝堂之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唐临往常都会知会常余一声。

因此，常余知道很多寻常官员不知道的朝中内情，对于高升创出的炼钢新法，别人不知道高升的重要性，但他却从唐临的嘴里得知很多内情，清楚得很。

上次何育民反给大理寺的不良人押送回来，处理此事的正好是他，当他问明了事情起因和经过之后，就断定这高升抓不得，更关不得。

此刻见到高升主动前来伏法，常余脸上一脸的平静，心里却打翻了五味瓶，高升这烫手山芋还是来了。

他自然不敢接下高升这案子，一个县男殴打官差，违抗大唐国策，这种事情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但他却轻易判不得，也不敢判。

倒不是因为高升是县男的缘故，而是高升有炼钢新法在手，而且此刻正是炼钢新法交接的时候，一旦秉公判罚高升下狱，耽误了炼钢新法交付朝廷之期，也就耽误了军方的大事，谁能担待得了？

若是不下狱，最多是个判罚不明，罚俸、贬官都有可能，罪过自然比直接秉公办理的要强。

何况，高升还认识卢国公、英国公，若是因为判罚了高升，得罪了两位军方大佬，殊为不智。

权衡利弊之下，常余自然有了选择。

当然，这个选择倒不是他畏于权贵，而是在揣摩当今圣上的心思。

听大理寺卿唐临老头说，朝中弹劾高升封爵太过的奏折每天都有，奏折到了圣上这儿，全部石沉大海了。

那些御史也是脑袋不开窍，明知道圣上无意为难下河县男，却想效仿贞观年间的魏玄成，没了一封奏折，再来一封，奏折如雪片一般递给圣上，这不是给圣上添堵么？

如此高升殴打官媒，恐怕又成御史口诛笔伐的对象，届时，让自封高升爵位的圣上该如何自处啊？

到时候就算圣上不想为难高升，也受不得那群御史的悠悠之口，被迫处罚了高升，让圣上难做。

让皇帝老二为难，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食君俸禄，自当为君分忧，自从他从唐临嘴里得知圣上的大概心意之后，他就决定将这事儿压下。

只是某些人却不受常余的好意。

“我对官媒行凶，而且还是殴打两次，为何不法办了我？”

高升想到“李翁”的提醒，心里十分清楚，今日这牢房若蹲不成，恐怕将来自己麻烦不小。

既然李治让李明月转告他那些警示，就是让他有所行动，连李治都微服私访来了，这事儿恐怕小不了。

就算李治看上他的炼钢之法，可一旦炼钢之法交出去之后，那些御史在他殴打官差的事情上添油加醋，难保李治不会干出“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糊涂事。

“没有目证、物证，且听县男一面之词，本官怎可轻易断案？”

常余神情坚定，他早就打定了心思，连杨德的工作他都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