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秋浅浅地笑了笑，没吱声。
丁战国转过头来看着他：“这件事，你怎么看？”
“说不好。”
“好，我来说。你看哪，不管面包铺的掌柜是不是见财起意、伤人抢表，咱们暂时先不说这个事。先说说我们的追踪目标，因为他们在散步的时候，恰好看到早晨去过的两家铺子都关了张，从而怀疑自己已经暴露了，以至接触过的人都被当作怀疑对象带走了。事情的逻辑是这样的吧？”
“合理。我也这么推断的。”
“你说这是巧合吗？”
“是，而且是一次非常讨厌的巧合。”
丁战国把脸凑过去，看着李春秋：“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李春秋认真地看了看他：“还是你的更难看一点儿。人都跟丢了，难道我还笑啊？”
丁战国抽回身子：“笑啊，得笑。要是丢一个人就得哭，我跟丢了那么多，不得哭成苦瓜啊。”说着，他扳过后视镜，对镜子里的自己笑着说道：“高副局长一再教育我们要乐观，为什么不笑呢？我们还有机会。”
“是吗？”
“我觉着啊，我要是田刚——不，我现在就是田刚，那我会怎么想呢？我还真不能判定我和我媳妇已经暴露了。我没有确定，我只是怀疑，对吧。我来这儿是干什么的？不是散步吃饭遛狗，也不是埋头看书写作，我有任务，见不得人却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会试一试——有后门的书店，是‘我’搬到这儿来的第一天就选好的逃跑路线，道具还包括那条狗，对吧。”
“对。”
“所以我很可能会假装逃跑，然后暗中观察，看看你们是不是惊慌失措，会不会有大批公安举着枪包围书店，把那个无辜的老板带走。这叫投石问路。”
“你认为，他们还没有走？”
“我只能说，我要是他，我就不走——他想试试，我也想试试。所以，在书店里，我没有打草惊蛇。”
李春秋故作轻松地说：“但愿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要不，我身上的嫌疑就洗不掉了。”
丁战国回避了李春秋的后半句话，答非所问地说：“现在得想个办法告诉他们，商店关门其实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在一间日本人留下来的咖啡馆里，姚兰和赵冬梅每人点了一杯咖啡，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姚兰轻轻用小勺搅动着咖啡，赵冬梅则看上去有些拘谨，时不时地偷看姚兰一眼。沉默良久，姚兰刚开口说“你们”，就被赵冬梅急切地打断：“您别误会，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真的。李先生说他有一个舅舅住在我家附近，他在打听的时候和我说了几句话，后来在铁路俱乐部……对不起，你别误会，我在那里只是跳舞。出门的时候，正好巧遇了李先生，我们到今天为止也没见过几回，后来我——”
姚兰轻轻地说：“能让我插一句吗？”
赵冬梅的声线像突然被人用剪子剪断了，顿了顿说：“您说。”
姚兰平静地说道：“春秋是关里人，他在这边没有任何亲戚。”
赵冬梅愣了一下：“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姚兰浅浅地笑了笑：“我没怪他，也没怪你。来，趁热喝。”
赵冬梅看着她，慢慢地拿起咖啡。
姚兰抬起头，平静地回忆着过往：“这是我和春秋刚认识的时候，他自己告诉我的。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再有几个月就毕业了。那天，我刚过二十一岁生日。第二年，我们就结婚了。十四个月以后，我给他生了一个孩子——男孩。他跟你说起过我们的儿子吗？”
赵冬梅摇了摇头。
“孩子的名字是他起的，叫李唐，因为他妈妈姓唐。他父母很早就去世了，在北平大学毕业以后，他自己一个人来到哈尔滨谋生。我老家是佳木斯的，我和他一样，在哈尔滨举目无亲，一个能依靠的人都没有，所以，我们只能比别人更勤奋。我们自己带孩子，除了上班，就轮流回家做饭，轮流接送李唐上下学。我们从一无所有的穷学生走到今天，已经快十年了。孩子今年七周岁，在奋斗小学读书，他很可爱，也很懂事。”
赵冬梅垂下头，用勺子搅动着咖啡。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结婚，只是在谈恋爱，我不会在意多一个竞争者。当然，就算我们已经结婚，如果春秋有新的选择，我也会尊重他。我会给我、给他、给我们的家留下最后的尊严。直到今天，他也没有告诉我他有了新的选择。我想，这很可能和我们的孩子有关——他深爱着孩子，我也是。”
赵冬梅尴尬地低下头：“李太太，我并不是你想的那种——”
姚兰轻轻地打断她：“你是个聪明人，也明白我的意思，我替李唐谢谢你。”
赵冬梅还想说点儿什么，姚兰已经站起身说：“不好意思，下午我还得值班，先走了。”
没等赵冬梅说话，姚兰已经起身走了，桌上留下了用来结账的几张钞票。
赵冬梅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没有哭闹，没有谩骂，这个女人仿佛只是给她讲了讲自己的故事，可是这番静水溪流般的话像刀子一样锋利，把她仅存的自尊心切割得粉碎。
一整条街上的铺面都相继关门了。一个刚上完门板的掌柜，抄着袖子愤愤不平地说：“这他妈叫什么事啊，也不提前通知一声。”
瓷器铺掌柜一边关门，一边息事宁人地说：“新政府新规矩，历朝历代都是这样，换了再开嘛。”
路边，一个穿制服的小伙子将一张告示贴在墙上的醒目处：限期一天内，执照重新登记备案，逾期不候，其间店铺不得营业……
出租车后座上，武霞紧紧握着丈夫的手。刚刚经过书店，老板安然无恙，小狗也在店里欢快地叫唤着。田刚用眼神安抚了一下武霞，但她的手并未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