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少可以揭穿马玉在撒谎，因为赵少、马玉和林少在薛某与王少离开后，他们谈笑一般的说，王少不会趁人家不醒人事吃豆腐吧？并且就这么无聊的话题进行了数分钟的讨论，在认知中，他们都认为薛某是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完全喝醉，没有意识的人。

如果赵少跳出来案子就开始复杂了，在这种情况下曹云就必须打掉赵少的人设。简单说陷其于不义。一个人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自己要舒服，那对自己满意的人就越少。这种证词很容易收集。

林少聪明的话就跟顺风车。最坏的情况就是马玉被林少和赵少围攻。这就是曹云只有50%把握的原因。如果马玉做人真的这么差，四个死党，自己求脱身，两个死党却要拉着他陪葬，那曹云认栽。

曹云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赵少反咬马玉，林少做为唯一证人，他会不耻赵少的行为，转而证明赵少撒谎。

白川看赵少，赵少眼神闪烁不定，法官敏锐的现赵少有异，提问：“赵某，你有话要说吗？”

赵少左右扫视，许久之后，道：“我和马玉认识二十多年，从来没见他喝醉过。林少的家教也很好，又是个妻管严，也没见他喝醉过。我们主要社交圈就那么几个人，大家都是品酒，而不是酗酒。其他人……诸如下属之类，也不敢灌我们酒。”

赵少选择了光明的道路，虽然他自己跑不掉伪证罪，但是出狱之后，最少会有两个兄弟去接他。

接下来是定乾坤的一步。

马玉真的只喝醉过一次？并且没见过薛某这样喝醉的？

当然不可能，作为基金老板，酒桌社交是必须的。曹云有选择的上交证词。检控官你要认真可以啊，你去调查，看多少人会证明马玉喝醉过。能证明马玉喝醉的人，都是和马玉有恩怨的人，既然是和马玉有私人恩怨，那么曹云就能打掉他的证词。

这个战术称之为主观战术，通常用于杀人罪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之间的辩护，两者之间的区别只有一个，伤人者是否在主观上有杀死对方的想法。

比如一个成年人打了一个小孩一拳，小孩死了，成年人只是因为熊孩子吵闹忍受不了，熊孩子的父母又不管教自己的孩子，所以在小孩打扰到自己后，才给了小孩一拳。这就属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假如成年人在笔录时候，承认自己在出拳时考虑过会打死小孩，那就是杀人罪。

这种辩护方式适用于比较模糊的案子，用拳头就属于模糊，用匕，那就不存在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的可能。

曹云：醉酒百态，且不说马玉对自己自律，即使马玉是一个放纵的人，也难以看出一个人是真醉还是假醉。两次证词的不同，完全是因为他自身对醉理解的不同。刑案的精神是疑罪从无，马玉并没有做伪证，他只是做了错证。今年上班年，东唐就有二十七起假证词被认定为错证，而不是伪证。

曹云：法官大人，伪证罪有一个基本点：主观故意。主控官完全没有马玉存在主观故意撒谎的证据。法律规定：行为人因粗心大意，工作不认真，或者学识、业务能力不高而作出了错误的鉴定结论、记录、翻译，或者因错记、漏记、错译、漏译等，伪证罪皆不成立。所以，我要求检方撤销对我委托人马玉的指控。

检方准备显然很不充分，他们认为马玉在上次庭审中认罪了，那事实就不需要再进行论证。他们忽略了伪证罪形成的基本点，那就是主观故意。只要检方定不死主观故意，伪证罪就无法成立。

能对曹云造成威胁的有三人，第一位是赵少，曹云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为的是要干翻赵少。

第二位是林少。假设林少和赵少联手证明马玉撒谎，曹云服输。

最关键的一位证人是王妻，曹云没有和王妻有任何联系，他相信即使检方找上王妻，王妻也知道怎么应付检方。假设曹云和王妻见面，说明情况，或者留有通话记录。再假设检控方是司马落，那反而是落下把柄。

曹云的优势在于伪证罪很轻微，没有人会愿意损人不利己的去得罪马玉和马家。就本案来说，几乎没有社会危害，没有道德上的缺失，反而是马玉为了朋友做伪证，表明了马玉有道义。所以会帮助检方的人，都和马玉或者马家有私人恩怨，既然有私人恩怨，曹云有把握让其证词不成立。

曹云再厉害也得有米下锅。如果马玉在墙尖案庭审中，清楚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且说明了前因后果，那曹云也回天乏力。

曹云同时也要收集证据，除了二十份证词，还有名媛姐妹出庭作证之外，曹云还上交了手机检测报告。证明在案后，马玉做笔录前，马玉上网搜索了醉酒标准是什么？醉酒不醒人事是喝了多少？身体感觉冷是醉还是没醉。进一步说明马玉没有判断一个人是否完全喝醉的能力。当然，这些是事实存在的，所以曹云才上交。如果事实不利马玉，曹云就不会提这这件事。

即使这样，最后马玉是否有罪还取决于法官。

主观故意需要主观来判断，由于是主观，不可能有绝对证据，只能是参考证据。为了影响法官的主观判断，曹云收集了大量的旁证。

法官可以裁定：王少墙尖案件中，马玉当庭承认自己犯了伪证罪，至于言语上的修饰和用词，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裁定马玉伪证罪成立。

法官也可以裁定：未有确凿证据说明马玉故意撒谎，从目前辩方提供的证据来看，无法判断马玉的伪证罪是否成立。按照法律精神，疑罪从无，故而判处马玉伪证罪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