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主因在于，大明开国两个世纪，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地方利益集团，胥吏与乡绅牢牢把持州县，根本不是三年一任的流官，带着几个师爷家丁就能对付的了的。

地方官斗不过地方利益集团，那能做的事情就很有限，甚至大都政令不出县城，这样如何干出成绩？自然升迁就慢，弄不好就是三年又三年，在一地干九年还挪不了窝。再看人家在京里当官的同年，已经升为六部郎官了，自己还在那里当知县，换谁都受不了啊……

其实升迁难还不是最要紧的。最大的问题是，地方官权力小责任大，虽然你明明能做的事极有限，但地方上出了什么事儿，追究责任的时候准没跑。税收不齐要吃挂落，催收紧了酿成民变还要丢乌纱。河道决堤了要罢官，得罪了上头有人的乡绅，还是要罢官，总之就是一个大写的‘衰’字。

好比这次朝觐时，户部忽然横插一杠，上本请核天下来朝官员，其省府州县有无欠赋。

这不废话吗，大明朝哪个县没欠一屁股税？

结果一番核查下来，九成的州县都有积欠。于是轻者停俸，重者降级，毫不留情！而且都写了今年一定补清的保证书。那些大老爷们，都是哭着过的年啊……

所以还是京官好啊，事儿少责轻升迁快，一直是官员们的上上之选。因此外官平级入京被视为高升，哪怕降个一级半品的，也依然可喜可贺。而京官外放若不升个一品两级，则被视为贬斥。

甚至有很多两京官员，哪怕升迁外放也依然不愿上任。通常他们会称病乞休……

高情商的说法是，回家悠游林下，侍奉老母。

低情商的说法是，回乡作为地方利益集团一份子，开心的侵吞民田、欺男霸女。然后等待机会起复。若是得不到心仪的官职，他们宁肯一辈子不再出仕，也不愿意去外乡遭罪。

所以说，这帮士大夫之所以能‘不为五斗米折腰’，根本不是因为道德高尚。狗日的剥削阶级，哪怕满嘴仁义道德，也改不了一肚子男盗女娼。

只是因为他们都是剥削阶级，所以广有家业，根本不指着做官那点俸禄罢了……张四维的例子虽然极端，但赵昊这么多年来，还没见过一个出身贫寒的进士呢。

这并不奇怪，在阶级业已固化的当下，大明早已是寒门无贵子了。说考中进士的尽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固然绝对了点，可十之八九确实如此。

就算是天赋异禀的贫寒士子，考中了进士后，也会很快如那‘范进中举’一般，带领整个家庭实现阶级跃迁——会有数不清的田产投献到他名下，仅此一项收入就远超那点儿俸禄了。

说白了，明朝士大夫稀罕的只是进士头衔带来的特权，清贵的官职带来的地位，所以才会表现的那么强项，那么视自己的一官半职如浮云。

至于辫子朝为什么会翻过来呢？是因为老四搞了‘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和‘火耗归公’……废除了官员和士绅的特权，又让地方官贪污合法化，以至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此消彼长间，官员们自然热衷于外放，好大捞特捞，捞不够本决计不肯轻易辞官了……

所以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自古至今，概莫如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乃颠破不灭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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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官员称病逃避外放。高拱于正月廿八日奏陈，‘今后两京官陛迁外任以疾乞休者，俱予致仕，不许病愈起用。有规避者即降级改用，敢违抗不赴者除名闲住。外官称病乞休者，必其事情迫切，始为代请。其奏荐起用病愈官员，须由抚按官考核裁酌，不得徇私滥举。’

隆庆皇帝自然无所不从，当即应允。

这下逃都没地儿逃了，彻底要了亲命了……官员们只好委委屈屈的收拾好行装，在同僚们同情的目光中，不情不愿的离京上任去了。

其中得到最大同情的，居然是远在昆山的赵二爷。

这很好理解，以赵二爷堂堂状元，从六品的翰林修撰，正常是根本不该外放的。更别说外放知县了，那是很严重的贬斥。他于人生得意时直坠谷底，却没有气馁，也没有躺平任撸，反而励精图治，在昆山县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成绩来。

这充分展现出了士大夫‘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宠辱不惊，为赵二爷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何况他还是东厂太监认证过的‘铁尻状元’。皇帝也不待见他，居然不许他这个连续三年卓异第一的官员朝觐，而且还把他配到潮州那种险恶之地当佐贰官！

种种不公叠加在一起，士林能不同情他吗？简直要沉痛哀悼了好不好。甚至有人去赵家巷当街一哭，搞得赵昊兄弟大为光火。我们爷爷还没死呢，急着哭什么丧啊？

不过无论如何，经此一番，赵二爷如今在士林中的声誉，可谓如日中天，说一声名满天下也不为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