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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长帆不计前嫌，命胡宗宪主导澎湖政事，虽老领们心怀不满，但如今杨长帆势大，外加这事业还真做得风声水起，大有洗白之势，便也不多计较。

毕竟，兵权是始终不让胡宗宪沾的。

一方面他搞不好哪天回归朝廷，另一方面杨长帆也确实认为他不是打仗的人才，在东海轮不到他。

不日之后，风声传到对岸，先是有大胆渔户前来捕鱼，见烧杭州的贼寇非但不拦不抢，还很配合地指点哪里鱼多，这便放下心来。

渔户渐多，游民也开始归来，他们先前在澎湖盖的简舍竟分毫未动，所谓的海贼已另建营房，还商谈让他们从福建运米粮过来贩卖，这可乐坏了朝不保夕的游民，在他们频繁往来之下澎湖的补给渐渐丰富，游民腰包也鼓了。

所谓游民，便是无家可归，无田可耕，背井离乡，没胆子当海盗，没路子走私的人民，这类人民要么四处流离饿死病死老死，要么被政府抓了充军，要么被土匪抓了为盗，未曾想到，澎湖之岛，仅仅往返福建数月，便可家致富。一时之间，自福建来投的游民与商贾络绎不绝，小小的澎湖眼看就要挤爆了。

福建巡抚阮鹗本是个硬柿子，虽朝廷“待蓟辽虏退，再围剿澎湖”的决定下来了，但他还是认为要加强边防，尤其落实禁海，小小澎湖毕竟不是产粮之地，断了补给饿也饿死他们。

然而奇妙的事情生了，所谓杨长帆镇守国门，不仅守南门，还会守北门，自从舰队来到澎湖以来，福建沿岸再无倭寇肆虐，难道倭寇也惧其势大？

阮鹗是个硬柿子，即便如此他还是想狠抓，但趋势是无法阻挡的，他不可能在福建沿岸每隔一丈部署一个士兵禁止众人出海，也无法检查监控每一只渔船。

遥想洪武永乐之年，这种监控其实是做到过的，每只船都在朝廷的管控之下，每每出海进港都要检查货物，补给不能带多，违禁品不能存在，过时不归会被重罚。

但局势演变到今日，先氛围上就不允许，其次如果现在这么搞，就相当于逼所有以海为生的人造反。更重要的是，此前东南若干主张如此严政禁海的大吏，都已被劾进了棺材。

人随着时代共同变化，阮鹗这样的硬柿子也不得不渐渐变软，因为太硬会死。

就此，烧了杭州的杨长帆一党在澎湖岛与隔海相望的福建开始了蜜月期。

此前于汪直而言，澎湖无非是个补给点，是个踏板。现下的杨长帆，决定将其打造成东海与南海的枢纽，今后的贸易，就在这里，南边的货我运来，北边的货我收走。

汪直也做过类似的事，只是他的落脚点是舟山，最终以失败告终。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痛定思痛。

汪直太过相信与官府达成的暗中交易，以为岑港贸易于各方有益，朝廷不会出兵围剿，可偏偏俞大猷就是来了，为不与明廷正式交锋，汪直只好弃港而逃，置大业于九州。

纵观曾经最繁华贸易港口覆灭的教训，杨长帆确立了三点原则。

其一，根据地从九州转移到这里，此举与永乐迁都北京异曲同工，都亡则国亡，不留退路。

其二，永远保持足以威胁明廷的武力，永远不要相信所谓的和平与交易。

其三，经济民生上逐渐惠及福建，让福建尝到甜头，展成互利共生的关系，便像未来的中美关系一样，谁也不能再搞谁，搞了大家都垮。

如此经营之下，至嘉靖三十九年四月，澎湖诸岛已经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成长起来，拜澎湖枢纽方便所赐，收入很快恢复到了汪直的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