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七章 模范边区,上海怪象(1 / 2)

抗战惊雷 样样稀松 2715 字 2022-10-09

陈JG一行下榻的是著名的嘉陵宾馆,背后是翠绿的青山,前面是滔滔的嘉陵江,环境相当优美,但戒备十分森严。荷枪实弹的军警和便衣特务团团围住宾馆,这种情况令他感到压抑和不适应。

而嘉陵新村里的富丽堂皇建筑,竟都是大官私宅;连高档豪华的嘉陵宾馆,竟然也是长期担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私人所开。凡此种种,都令陈JG大为惊愕。

对于陈JG这位德高望重的华侨领袖,中G方面也是十分尊重和重视。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特意拜访陈老,并赠送陕北出产的羊皮袄三件。他们盛邀陈JG到化龙桥红岩村参加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举行的欢迎茶会,陈老欣然答应。与中G负责人接触后,陈JG内心尤感亲切钦佩,于是决定访问延安。

对于陈JG访问延安的决定,蒋委员长当然不愿意,但又不能强拦着,以免得罪“大财神”。所以,他宴请陈JG先生,阻止无效后,又想了个委婉的办法,就是先请陈JG先生访问敌后抗战模范区——鲁豫皖边区,这恐怕也是国府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了。

既然是顺路,陈JG虽对后方的腐败奢华不满,但当时还是坚定的拥蒋派,在他心目中,“中国国民政府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信赖之唯一政府,国民政府之主张,即中国全国国民之主张”。在南洋所筹捐款,也全部交由国府。所以,对于蒋委员长的要求,或者说是建议,陈JG先生答应了下来。

扭转陈JG先生对国府的不好看法,抵消中G有可能施加的影响,蒋委员长对杨天风还是寄予厚望的。毕竟鲁豫皖边区的情况他是了解的,与大后方确实很大相同。现在,他还有些庆幸,没有过多的干涉边区的政务和军事。

陈布雷闻听蒋委员长已经有所安排,不由得点头称是,“杨天风心思缜密,又有委员长的提醒,想必会让陈JG满意。”

“心思缜密,确实如此。”蒋委员长赞赏杨天风的同时,也有三分防范之心,但却一直不做到明面上,“他并不马上就任集团军司令一职,是担心国府指派高级军官,影响到他对军队的控制吧?呃,肯定是这样想的。所以,国府可以按实际人数放军饷,也不强逼他就任。毕竟,新七军的人数没有作假,战绩是实打实的。不象我国某些军人,谎报战绩,无耻竟到极点。”

抗战中,为了鼓舞士气提振民心,国民政府官方会夸大自己的战绩,同时把自己的损失缩水报道。对于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来说,抗战宣传的对象不止包括国内的民众,虚报战绩鼓吹“大胜”还有做给外国看的因素。

而夸大虚报的战果在宣传上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全面抗战爆以来,中国*军队面对日军一败再败,一下子冒出某某大捷,对于战败泄气的国人来说,其激励意义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其实,这在战时的各国都是存在的虚假现象。但过犹不及,太过虚假则产生相反的负面影响。比如,美国方面就对中国处理战事新闻的“不实”颇多訾议,认为“如此宣传之结果,使华盛顿之军火局认为毋庸立即对华增加援助,因中国*军队能自击败日本。”

而且,本来是为激励民心士气的宣传,却被某些将领作为夸大战功以求升迁的捷径。以至于前线作战的国*军部队中,上至战区级别的将领,下至中下级军官,虚报战绩夸大战功的情况也相当的普遍。

但是不是虚报,虚报了多少水分,其实是能从缴获和俘虏的数量看出端倪的。就象蒋委员长在某次军事会议上训话时所说:“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虏敌人很多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重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现在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

是啊,连十个俘虏都没有,何来的歼敌数万?好吧,不排除一些俘虏被激愤的官兵和百姓打死,可差距也不会如此巨大,令稍有常识的人都觉得不对。

反观新七军的历次作战,虽然也虚报一些,但这个度掌握得很好。俘虏,也杀,也留;战利品呢,如实上报。杨天风所组织的战地记录团,拍摄了大量的影像资料,就能很客观地展现敌人的失败,新七军的战果。

陈布雷对蒋委员长所说的也有一定了解,不禁苦笑了一下,说道:“如果按照战绩,杨天风升任集团军司令,也是实至名归。但他有他的想法,委员长也不必强求,可以从其他方面多给予些奖励,以酬其功。”

“呃,这个是自然。”蒋委员长点着头,“他的申请,我是基本照准的。杨天风这一点就做得很好,不是那种贪欲无节的人。如果改装飞机真的见效,能给日军飞机以沉重打击,让他留几架,也算不了什么。”

正说着,戴笠前来求见,蒋委员长和陈布雷才结束了商议。

……………

1937年,上海战事结束之后,国*军虽然撤退了,却留下了一笔可怕的“遗产”——恐怖活动和蓝衣社。

按照某位外国观察家的说法:“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警察本来可以轻易地铲除这一怪物,但却任其展,乃至养虎贻患,使得这一怪物嗣后不时地要找些牺牲品来满足其食欲。”

事实上,那位外国观察家的观察显然还停留在表面,不知道租界巡捕房的很多人已经被军统或中统收买。

当时日军要在租界内公开抓人,还必须由日本宪兵队出面,事先通知租界巡捕房当局,由巡捕房派员会同前去。而上海的军统、中统组织,对两租界的巡捕房大员,大都按月给以津贴,彼此声息相通。

因此,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日军要到租界抓人,往往是日本宪兵队刚刚与巡捕房打招呼,那些被军统、中统收买的巡捕房人员便预先“放笼”(暗中通知),让被捕对象逃跑。凡属军统、中统的一些重要人员,即使来不及“放笼”而被捕获,巡捕房也是多方留难,甚至拒绝“引渡”。

从1938年6月开始,上海突然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浪潮,在所有的周年纪念活动上都飘扬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旗帜。诸多小报上表了不少主张武力的社论,正规的报纸则撰文鼓励青年们参加或组织游击队。随后,袭击通敌分子的恐怖事件开始频繁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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