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JG一行下榻的是著名的嘉陵宾馆，背后是翠绿的青山，前面是滔滔的嘉陵江，环境相当优美，但戒备十分森严。荷枪实弹的军警和便衣特务团团围住宾馆，这种情况令他感到压抑和不适应。

而嘉陵新村里的富丽堂皇建筑，竟都是大官私宅；连高档豪华的嘉陵宾馆，竟然也是长期担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私人所开。凡此种种，都令陈JG大为惊愕。

对于陈JG这位德高望重的华侨领袖，中G方面也是十分尊重和重视。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特意拜访陈老，并赠送陕北出产的羊皮袄三件。他们盛邀陈JG到化龙桥红岩村参加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举行的欢迎茶会，陈老欣然答应。与中G负责人接触后，陈JG内心尤感亲切钦佩，于是决定访问延安。

对于陈JG访问延安的决定，蒋委员长当然不愿意，但又不能强拦着，以免得罪“大财神”。所以，他宴请陈JG先生，阻止无效后，又想了个委婉的办法，就是先请陈JG先生访问敌后抗战模范区——鲁豫皖边区，这恐怕也是国府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了。

既然是顺路，陈JG虽对后方的腐败奢华不满，但当时还是坚定的拥蒋派，在他心目中，“中国国民政府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信赖之唯一政府，国民政府之主张，即中国全国国民之主张”。在南洋所筹捐款，也全部交由国府。所以，对于蒋委员长的要求，或者说是建议，陈JG先生答应了下来。

扭转陈JG先生对国府的不好看法，抵消中G有可能施加的影响，蒋委员长对杨天风还是寄予厚望的。毕竟鲁豫皖边区的情况他是了解的，与大后方确实很大相同。现在，他还有些庆幸，没有过多的干涉边区的政务和军事。

陈布雷闻听蒋委员长已经有所安排，不由得点头称是，“杨天风心思缜密，又有委员长的提醒，想必会让陈JG满意。”

“心思缜密，确实如此。”蒋委员长赞赏杨天风的同时，也有三分防范之心，但却一直不做到明面上，“他并不马上就任集团军司令一职，是担心国府指派高级军官，影响到他对军队的控制吧？呃，肯定是这样想的。所以，国府可以按实际人数放军饷，也不强逼他就任。毕竟，新七军的人数没有作假，战绩是实打实的。不象我国某些军人，谎报战绩，无耻竟到极点。”

抗战中，为了鼓舞士气提振民心，国民政府官方会夸大自己的战绩，同时把自己的损失缩水报道。对于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来说，抗战宣传的对象不止包括国内的民众，虚报战绩鼓吹“大胜”还有做给外国看的因素。

而夸大虚报的战果在宣传上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全面抗战爆以来，中国*军队面对日军一败再败，一下子冒出某某大捷，对于战败泄气的国人来说，其激励意义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其实，这在战时的各国都是存在的虚假现象。但过犹不及，太过虚假则产生相反的负面影响。比如，美国方面就对中国处理战事新闻的“不实”颇多訾议，认为“如此宣传之结果，使华盛顿之军火局认为毋庸立即对华增加援助，因中国*军队能自击败日本。”

而且，本来是为激励民心士气的宣传，却被某些将领作为夸大战功以求升迁的捷径。以至于前线作战的国*军部队中，上至战区级别的将领，下至中下级军官，虚报战绩夸大战功的情况也相当的普遍。

但是不是虚报，虚报了多少水分，其实是能从缴获和俘虏的数量看出端倪的。就象蒋委员长在某次军事会议上训话时所说：“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虏敌人很多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重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现在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

是啊，连十个俘虏都没有，何来的歼敌数万？好吧，不排除一些俘虏被激愤的官兵和百姓打死，可差距也不会如此巨大，令稍有常识的人都觉得不对。

反观新七军的历次作战，虽然也虚报一些，但这个度掌握得很好。俘虏，也杀，也留；战利品呢，如实上报。杨天风所组织的战地记录团，拍摄了大量的影像资料，就能很客观地展现敌人的失败，新七军的战果。

陈布雷对蒋委员长所说的也有一定了解，不禁苦笑了一下，说道：“如果按照战绩，杨天风升任集团军司令，也是实至名归。但他有他的想法，委员长也不必强求，可以从其他方面多给予些奖励，以酬其功。”

“呃，这个是自然。”蒋委员长点着头，“他的申请，我是基本照准的。杨天风这一点就做得很好，不是那种贪欲无节的人。如果改装飞机真的见效，能给日军飞机以沉重打击，让他留几架，也算不了什么。”

正说着，戴笠前来求见，蒋委员长和陈布雷才结束了商议。

……………

1937年，上海战事结束之后，国*军虽然撤退了，却留下了一笔可怕的“遗产”——恐怖活动和蓝衣社。

按照某位外国观察家的说法：“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警察本来可以轻易地铲除这一怪物，但却任其展，乃至养虎贻患，使得这一怪物嗣后不时地要找些牺牲品来满足其食欲。”

事实上，那位外国观察家的观察显然还停留在表面，不知道租界巡捕房的很多人已经被军统或中统收买。

当时日军要在租界内公开抓人，还必须由日本宪兵队出面，事先通知租界巡捕房当局，由巡捕房派员会同前去。而上海的军统、中统组织，对两租界的巡捕房大员，大都按月给以津贴，彼此声息相通。

因此，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日军要到租界抓人，往往是日本宪兵队刚刚与巡捕房打招呼，那些被军统、中统收买的巡捕房人员便预先“放笼”（暗中通知），让被捕对象逃跑。凡属军统、中统的一些重要人员，即使来不及“放笼”而被捕获，巡捕房也是多方留难，甚至拒绝“引渡”。

从1938年6月开始，上海突然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浪潮，在所有的周年纪念活动上都飘扬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旗帜。诸多小报上表了不少主张武力的社论，正规的报纸则撰文鼓励青年们参加或组织游击队。随后，袭击通敌分子的恐怖事件开始频繁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