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北京，见邓名迟迟不肯离开瓜州，就命令山东部队南征，不管以后怎么样，重新打通运河再说。这次漕运被劫后，北京对周培公的剿邓能力感到更加不放心了，以前北京认为东南就像是崇祯年的中国北方，每次遇到敌人主力只能坚守城池，然后尾随以限制对方的行动。

而北京注意到邓名一直无力攻克任何一个大型城市，甚至对中小城市都没有什么办法，只有九江是个偶然现象。既然如此，北京认为邓名的历次东征收获其实有限，毕竟洗劫农村的效率很低，不像城市财富那样集中。所以北京认为，李国英声称川西明军从东征中获得了惊人的缴获有很严重的夸大，多半也是为了推卸责任——当年清军能够一次次满载而归，也是依靠清军有攻破城市的能力。

北京本想若是邓名像往常一样退兵了，就让遏必隆带一万精兵到扬州去看看，掌握江南布防的第一手资料——反正都到了山东和江南的边境了，去一趟也不会费太多工夫。但邓名这次和以往不同，长期围困瓜州而不肯返回四川，北京觉得还是需要趁现在解决问题，在冬天里配合两江部队把邓名赶回四川，就算损失再惨重，也总比把这个工作拖延到明年春耕时期强。

从七月底开始，清军的重心就不断向南方转移，到八月底的时候，山东清军的先头侦查部队已经抵达凤阳。

此时双方都非常的谨慎，满清的中央部队和川西明军即将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交锋，杰书虽然口头上很狂妄，但内心里对此战也非常重视，压上了自己用来震慑骑墙派的名气。川西明军这边也是一样，尽管川军成军以来所向披靡，不过也没有和十万规模的满清中央军交战过，随着清军逼近的消息不断传来，各级军官也都显出了一些紧张情绪。

这时淮安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自从发现山东清军开始南移后，明军就开始控制运河南段的漕工，最近半个月来没有从扬州来过一条船，官道上也罕见行人。坐镇扬州的漕运总督一个劲地给后方报平安。但如果真的平安的话，运河上不应该冷清成这个样子，有经验的胥吏都知道明军正在努力制造情报遮蔽网。既然明军能够封锁得这么严密，那就说明邓名所图不小，而且想制造这样的封锁也需要动员很多军队。

从八月中旬以来，上游的船只也都消失不见了，这意味着山东清军也征集了他们遇到的每一条船。当看到北面的官道上也变得空无一人后，淮安周围的不安感就更强烈了，那些家境富裕的人纷纷外逃，普通百姓也扶老携幼地躲避到周围去。现在是农闲时分，就是没有能力逃到他乡的人，也掩埋了自己的农具，藏身到远离运河、官道的地区去，免得遇到过路的明、清两军。

漕运总督衙门此时还有不少属官，留在这里的都不是核心人员，最亲信的那些人早就被林启龙召去扬州了。留下的人人虽然对林启龙的秘密不是很了解，但还是模模糊糊地看出来一些不妥之处。康亲王和辅政大臣很可能会经过此处，到时候肯定也要认真询问漕运的事情，不少人现在都在心里琢磨，到底是把宝压在林启龙身上，指望着他保住官位，继续效忠他保住自己的饭碗呢，还是反戈一击，把自己知道的那些可疑之处秘密报告给杰书和遏必隆呢？。

当然，这种密告也是很危险的，第一是没有什么真凭实据，第二就是清廷经常会为了安抚地方大员而给密告者定个诬告罪。比如当初广东巡按上奏，称尚可喜和耿继茂在广东横行霸道，朝廷觉得还需要藩王效力，就给汇报实情的巡按定了个诬告绞罪——现在留守在漕运总督衙门的官吏都是芝麻小官，如果朝廷觉得还需要借他们的人头安抚林启龙的话，那把告密者弄死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

驻扎此地的两江部队同样心情复杂，被夹在清廷中央军和明军之间的感觉非常不好，很多人都有朝不保夕的感觉。他们现在都盼望着某一方快点从淮安通过，无论是哪一边都好，这样淮安就可以成为安全的后方，不用像现在这样整天担心这里成为两军交战的主战场。

心情不好的河道官兵和两江军队就整天在周围排查细作，把来不及逃走的富户都当做明军的细作抓起来。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地方官不会替普通百姓打抱不平，他们肯定会无条件地站在军队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