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拿到捷报后，祖泽溥匆匆扫过一遍后，就立刻决定相信遏必隆对局势的判断，为康亲王回师山东之举摇旗呐喊，这次攀上了杰书和遏必隆的高枝，说不定清廷对祖泽溥的容忍能力也会水涨船高——丢了济南肯定还是不行，但假如青州府被贼人抢去，说不定朝廷也能继续对祖泽溥装糊涂。

……

十二月二十五日，于七指挥的登州战役胜利结束，困守登州的绿营向城外的扶清灭明军投降。

这胜利来得十分迅速，让扶清军都感到有些突然，因为他们虽然在野战中屡屡击败绿营，不过还没有能把绿营统统赶进城中。这一个目标不太可能在新年到来前完成，因此于七和缙绅们计划围困登州到二月，然后再开始爆破城墙展开巷战，从而完成统一胶东的大业。

但在十六日那天，登州镇总兵和大批山东兵将联合派来请降使者，和扶清军商谈和平开城和清军整编问题。登州绿营表示只要他们的嫡系能够得到保存，并且被接纳进扶清军的话，他们可以接受降职安排。

给双方穿针引线的是山东总督祖泽溥的密使，他奉命来登州为处于战争的清军和扶清军进行调停。山东总督的密使向登州绿营表示，山东总督衙门可以谅解登州绿营的投降，将其视为在不得已情况下保存火种的行为；而同时还向扶清军施加压力，暗示如果今天扶清军对绿营网开一面，那将来山东总督衙门在招安问题上，也会更努力地替扶清军向清廷求情。

登州绿营的抵抗**本来就不强，因为他们早就发现敌人都是本地德高望重的大户——和明朝的军户制度不同，绿营制度下军民的联系要紧密得多，军民既然不是隔离状态自然有一种面对老乡不好下手的问题。接到山东总督的谅解通知后，登州绿营更是全无斗志。

不过聚集在登州的山东绿营不止登州本地人，还有一些是被祖泽溥派来参与围困于七的，这些绿营因为和登州缙绅没有交情，对面的扶清军中也没有他们的岳父、大舅哥或是连襟，所以作战**要强烈得多。现在经过祖泽溥密使的调停，外地绿营得到了扶清军的人身安全保证，而且还允许军官和他们的家丁携带武器和盔甲离开登州、莱州返回山东总督控制区。

在达成初步协议后，扶清军就把内容送去莱州向邓名请示，从邓名本人来看，攻击斗志低迷的绿营是一个很好的练兵对象，不过既然缙绅们不愿意和他们在绿营中的亲戚拼个死去活来，那邓名也不好非要做这个恶人，于是邓名就同意了议院和于七的劝降方案。

二十五日这天，原登州镇一万多清军绿营被整编为一千人的扶清军两个营，而非登州、莱州的绿营军官，在交出了全部的辅兵和大部分甲兵后，也带着他们的亲兵离开。而登州知府则被五花大绑押解进大牢，之前缙绅和绿营的谈判一直瞒着登州知府，而破城后他也会是替罪羊，缙绅计划把他宣布为陷害于七、阻塞言路的奸邪小人，而且还贪赃枉法、欺压良善——后面的罪名倒不是颠倒黑白，证据也十分充分。

虽然罪名已经确定，但山东总督祖泽溥的密使建议缙绅先不要处死登州知府，因为如果知府死亡总督衙门就要对他盖棺定论了。如果将来山东总督和缙绅达成招安协议，那登州知府就是隐藏在清廷中的通邓细作；而如果最后山东总督还是要缙绅兵戎相见，那他就是慷慨赴死的清廷忠臣。

而只要一天不达成协议或是谈判破裂，祖泽溥的盖棺定论就可能犯下政治错误，因此暂时留登州知府一命也是山东总督进行调停的中介费之一。

缙绅议院一开始对这条有些不满，认为是山东总督想出尔反尔的兆头，并差点因此导致调停失败。不过邓名得知后立刻帮祖泽溥的密使说话，认为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山东总督保留行动自由的权力是完全合理的。而且邓名还秘密向于七和缙绅领袖指出，保留登州知府一命不仅对祖泽溥有好处，对扶清议院也不是没有益处，招安顺利的话那是给祖泽溥的一个顺水人情，而如果不顺利的话，这个被祖泽溥出卖的外省人也可以被放出来给山东总督反戈一击。

至此邓名完成了“让孩子们回家过年”的伟大承诺，胶东扶清议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也随即于登州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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