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这怎么可能？！”曾琦和卢逸轩同时摇着脑袋表示不相信。

小农经济这词儿听上去好像蛮落后的，可实际上却是中国这个东亚头号大国两千多年来的经济基础。无论是汉唐的强大还是两宋的富庶，都是建立在千千万万辛勤劳作的农夫肩膀之上的。而且中国所实行的并不是欧洲式的农奴制，而是租佃制，哪怕土地的所有权再集中也很少出现大农场大庄园，地主也会把土地拆成小块出租给无地少地的农户，用收取地租、放高利贷或是代收税赋等形式剥削、奴役农民，但是基础仍然是小农经济。这样以小农户为经济基础的社会生产模式，在常瑞青原来的那个时空中一直维持到了80年代，中G改革开放的春风其实也是从恢复小农经济开始的，著名的联产责任承包，究其根本也是“租佃制”的变种，只是把“租地”改成了“承包”而已。但是常瑞青知道这股春风，却是中国小农经济的最后绝唱了。

因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腾飞，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或是经商致富、或是进城就业，还能留在本乡本土守着那一小块属于国家的耕地安心耕作的农民已经越来越少了，在很多地方，甚至只有上了年纪的老农在乡间务农，青壮都已经进城务工了，甚至已经出现了土地大量抛荒的情形。即便在那种农业达的“粮食主产区”，小农经济实际上也已经接近名存实亡了，取而代之的是租种大片土地的个人或是公司，前者实际上类似于起源于欧洲的“家庭农场”，而后者则是工厂化的农业公司，支撑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小农经济，实际上已经行将崩溃了。而这样的剧变，仅仅是在中G改革开放以后的二三十年里面实现的。

而在这个时空，虽然历史刚刚走到1936年，但是中国却已经是世界三大列强之一。现在的中国经济，如果从重工业产能的角度来看，包括钢铁、汽车、造船、航空、石油石化、煤炭、电力等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都已经超过或达到另一个时空80年代初的水平了！如果要看市场经济制度、民主法治还有私人资本的规模，恐怕历史上90年代的中国也未必能比得上。在如此汹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大潮的冲击之下，眼下大中华联邦的小农经济要是能维持超过20年，恐怕真的是活见鬼了。

“可是，总理您想过没有，种地其实是一件极费劳力的事情，一个壮劳力可以耕种的土地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都进入城市工作的话……”曾琦说到这里脸色大变。是的，种地可是件苦差事，别说是他曾琦这样的小胖子，就算是常瑞青这号壮汉再加上两条耕牛又能种多少地？毕竟牛只会拉犁，插秧、除草、施肥、收割还有修建水利灌溉设施这种活儿都要靠农夫自己去做的。

“总理，毛总统他们的意见是对的，我们还是应该想方设法维持小农经济体制，要不然农业一旦出问题，整个国家都会不稳的……”曾琦看着常瑞青再度提出建言，这大概就是民主宪政邪路的好处，不同意见可以随便提，哪怕是错的也没有关系，真正做到言者无罪——现在大中华联邦总理府和参、立两院还总统府的大门口时常都有从南洋过来的分裂主义分子在游行示威，这样的事情都是合法的！身为商业部长兼联邦参政委员的曾琦还有什么话不敢在常瑞青面前说？

不过曾琦说到这里还是忍不住看了常瑞青一眼，见对方神色如常，好像没有要火的样子，才接着往下说：“总理，比起土地集中，我更担心的是城市化……工商业要真的起来了，就根本用不着为土地集中担心，真正要担心的反而是吃进太多土地的地主。如果农民都进城从事工商业了，地主的地还能租给谁？可是真要是没人种地了，几万万国民的吃饭问题又怎么解决？咱们可不能出台政策鼓励农民进城。”

曾琦有这样的想法也不奇怪，重农抑商本来就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曾琦虽然喝过几年洋墨水，但是骨子里面还是有不少儒家的东西。而且重农主义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中国一直以来的经济基础就是小农经济，就是农业嘛！

常瑞青听了以后却苦笑着摇摇头：“慕韩，我知道毛ZD他们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也知道你担心的是什么。但是许多事情不是以你我还有毛ZD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中国的社会生产已经展到了这个程度，工商业在未来的几十年还会有个飞跃式的展，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都会被吸引到城市从事工商业。这是我们无法阻挡的趋势，所以只能顺应，只能帮助农家子弟在城市就业和安家。”

在后世不仅有土地国有，还有一个户籍制度，在这两根锁链的捆绑下，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还是不可避免的在走向崩溃，唯一可以聊以慰藉的大概就只剩下“农民工”这个创新词儿了，至少农还排在工之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