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到杨兴政策影响下，更加贫穷的贵州则也设定了几个关口，对从云南运输过来的鸦片征收高额税收，虽然税收比四川低多了，仅仅20%,但是由于贵州三路崎岖，路非常难走，更为重要的，在贵州土匪较多，如此之下，很多鸦片贩不太愿意走贵州这条路。

在这种情况下，鸦片贩子纷纷压低在云南鸦片价格，而过去唐继尧成立的鸦片公司，销售收入锐减，在这种情况下，唐继尧则准备侵占贵州，打通鸦片销售通道。以缓解经济压力，以提高自己威信。

在这种情况下，唐继尧当即留下参谋长庾恩旸商议出兵事宜。

对贵州，唐继尧还是蛮有信心的，自己曾经担任过贵州督军，黔军很多是滇军的老底子，那绝对可以上下其手。

话说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胡瑛为总指挥，谷正伦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从铜仁进入贵阳，以便推倒刘显世的统治。

99年（民国八年）9月下旬，黔军旅长谷正伦派警卫营营长孙剑锋率黔军警卫营到贵阳实施计划。

0月0日，何应钦坐镇警察厅指挥，孙剑锋和副营长林子贤具体执行。黔军首先将刘显世调进省城的游击军千多人缴械，并杀掉了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等人逃离贵阳。

在这种情况下，贵州督军发电向北洋段祺瑞、四川杨兴，云南唐继尧、广西陆荣廷告急，希望大家协调解决贵州新派、旧派争议。

得到电报的段祺瑞、陆荣廷、唐继尧等人当日发布通电，指责卢焘、何应钦等人犯上作反，其罪不赎，并下令军队做好进入贵州的军事准备。

而在事前，杨兴已经得到王铭章警讯，得到王文华的亲笔信，发了一个无关痛痒的电文后，告诉刘显世，若是难弗黔省同志愿望，可以立即前往成都、重庆避祸，将全力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

由于川军在遵义有一个旅的驻军，再加上卢焘、何应钦等人武力相逼，0月日，刘显世在走投无路的状况下，被迫通电，解除贵州督军、省长职务，流亡到云南。

卢焘、谷正伦于事变后到达贵阳，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发布安民告示。

事变结束，统治贵州七年的兴义系军阀旧派集团瓦解，新派执掌贵州大权。因这一年是民国年，故称“民八事变”。（历史上事变发生在民国九年）

湖南长沙，听到卢焘、谷正伦、何应钦等人顺利发动民八事变，驱逐以刘显世为首的兴义系后，袁祖铭大喜过望，认为机会难得，在事变当日，令何厚光、张克明刺王文华于橘子洲头，并且制造假象，让世人以为刘显世为罪魁祸首。

随后，袁祖铭返回铜仁，重振其旧部黔军第2师（王文华为黔军总司令，黔军第师师长），认为杨兴玩弄两面手法，一面支持王文华等人发动民八事变，一面收留刘显世，在未来以支持刘显世复辟。

袁祖铭要求杨兴立即交出刘显世，以作为刺杀王文华的凶手进行审判。

当然，人在遵义兵营的刘显世胆颤心惊，声言自己既然已经辞掉贵州督军，省长，当然就更不可能派兵刺杀自己外甥王文华了。

而杨兴当然发布通电辩解，自己收留刘显世，主要是因为在三角带战争中，刘显世在最后阶段，未大燃战火，祸及川黔两省百姓而已。

而回到铜仁的袁祖铭不依，整顿兵马，自任黔军总司令，在铜仁誓师讨伐川军，兵出贵州省贵阳，以讨伐川军为名，而达到成为贵州督军之实。

当然，段祺瑞的北洋政府、桂系陆荣廷、云南的唐继尧通电反对杨兴干涉他省事务，支持袁祖铭出兵讨伐川军。

对袁祖铭自称为黔军总司令，陆荣廷、唐继尧当日回电表示祝贺，北洋政府表示默许。

人在上海租界的孙文，非常难得的发出通电，支持川军，并且再次强调，承认杨兴为护法军政府元帅，承认卢焘黔军总司令身份。

而在当日，杨兴当日则反对袁祖铭就任黔军总司令，支持卢焘为黔军总司令。

而就在这个时候，王文华一个仆人站出来指证，是何厚光、张克明二人刺杀王文华。

如此，袁祖铭刺杀王文华之行迹大白于天下，当日杨兴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如何应对黔省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