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李曜提及“好处”二字，众人心中便忍不住暗道：“秦王的好处，只怕不是那么好拿的。”

果然，李曜笑吟吟地说道：“河西、陇右二节度，当年曾经兵雄天下，而如今却不复置久矣，孤若以二节度为赏，邀令朔方、邠宁、泾原、天雄以及归义五镇合而击之，下鄯州者得陇右，下凉州者得河西，诸公……以为如何？”

郭崇韬一拍大腿：“实乃妙计！”他兴奋地对着地图指指画画道：“归义、朔方、邠宁三镇，一在凉州以西，顺祁连山可至，一在凉州以东，越贺兰山可至，一在凉州东南，西出萧关可至，且此三镇相距凉州距离差别不大，一旦相争，正是势均力敌，为据此重地，必然不留余力。”然后又一直南面一些的地方，道：“泾原、天雄二镇离凉州较远，且中间有陇右诸州隔绝，多半只能争夺陇右。相对而言，天雄军的秦州、成州本就属于陇右，看似有些地利，但若以大王方才这般酬功之法，实则反而不利于天雄。”

他说得兴奋指着地图侃侃而谈：“大王、诸公，请看此图，以秦州出兵夺取鄯州，至少须得经过渭州、渭源、狄道、大夏、河州、龙支六个军镇，然后才到鄯州，而且这样的出兵路线还是在秦州军先将陇右东南部的叠州、宕州、岷州、洮州四地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才能走的。而相反，泾原镇看似离鄯州更远一些，然而实际上泾原却只需直接往西北出兵攻取会州，而后便有两路可走，北路可走广武而至鄯州，南路可走金城(兰州)而至鄯州，相对秦州，反而简单。”

史建瑭与秦州的天雄军节度使李存审有些交情，闻言不禁有些不服，仗义道：“由泾原而取鄯州，道路固然便捷，然则泾原张氏懦弱无能，岂是德祥公之对手？”德祥，是李存审的表字。

他这一说，李嗣恩作为李存审的义兄弟，也表示支持，道：“某也以为如此，天雄军本有善战之名，存审吾兄治军宽严相济，到任秦州后一扫旧弊，整军强训，其效昭彰。此前大王攻略凤翔、关中之时，国宝曾代行指挥之权，那时便对天雄军颇有赞誉。以某看来，天雄军一旦出击陇右，那些乌七八糟的吐蕃、青唐羌乃至吐谷浑人，望风而降说不定都是有的。”

李承嗣却有些迟疑，沉吟了一下，摇头道：“德祥自是名将无疑，只是从秦州而取鄯州，这中间的势力实在过于复杂，望风而降云云，最好还是不要太过希冀。只消这一路诸州诸镇稍加抵抗，秦州军进兵的速度便会受到严重的拖延。而相反，泾原军虽然主帅无能，但毕竟只须取会州、金城两地，便可一路直奔鄯州，这一优势，实在太过巨大……这样来看，某还是更看好泾原一些。”

几名文臣自然不会对这种明显的军务插嘴，但李巨川却除外，他原是在崔胤被杀之后由李曜直接扶上相位的，当初在李曜麾下为幕僚，其参谋之能一直偏向军务，与更加偏向政务的李袭吉一奇一正，也算是优势互补。如今李曜麾下这四员大将两两分执一词，他也不甘寂寞，插话进来。

不过李巨川却并非直说秦州、泾原谁更有机会先夺鄯州，而是道：“用兵当如水，水无常势，谁先夺得鄯州，有时候未必是我等帷幄之中便能全然料定。不过大王，仆方才听四位将军提起泾帅懦弱，却是想起一件大事来了。”

“哦？”李曜刚才那个提议以前并未在脑中仔细规划，只是他临时起意罢了，刚才四将相争只是，他本也在心中思索秦成、泾原这二镇抢夺鄯州的话，究竟谁更有优势，听得李巨川这么一说，不禁下意识反问：“何事？”

李巨川扬眉道：“鄜坊镇此前被撤藩，而保塞军原是从鄜坊镇分割而出，如今朝廷声威大振，定难拓跋氏一则不敢与我交锋，二则被军械监矿产贸易所迷，如今在夏州老实得仿佛家中犬彘，仆以为保塞军已无需再设。”

众人咋听此言，俱是微惊，须知保塞军节度使李嗣源乃是与李曜私交相当亲密，而且他也是晋王李克用看重的义儿之一，当初李克用准其出任保塞军节度使，一方面是应李曜所请，一方面也是李克用对他的忠诚颇为放心，用他为延帅，有制衡李曜的作用。

虽然今时今日，以保塞军不过三万的兵力，要想制衡秦王李曜已经无异于天荒夜谈，但他的存在毕竟有着一种特别的象征意义，李巨川这个提议，无非是说要将保塞军裁撤……这本身并无问题，问题是保塞军裁撤之后，李嗣源如何安排？李克用会如何去想？

果然，李曜也皱起了眉头，摇头道：“保塞军……”

但今天李巨川似乎有恃无恐，竟然拱手打断道：“大王，保塞军无须保留，若大王是为延帅去留为难，则大可不必。”

“哦？”李曜似乎并不计较他方才的些许无礼，点头道：“那你且说说看。”

李巨川便道：“保塞军裁撤，延帅转任泾帅。”

众人眼前一亮，心头纷纷暗道：“这倒是个好主意，只是不知泾帅张珂会不会抗命？”

李曜却面色未变，只是沉吟了一番，问道：“朝中可有空缺？”

李巨川身为吏部尚书，自然立刻接口：“回大王，兵部尚书出缺已经两年之久。”

“那好。”李曜轻轻松松地就决定了一个方镇的变更：“王相公，一会儿你代孤命中书拟诏：调泾源节度使张珂出任兵部尚书，另加检校司空，封宁国公。撤销保塞军镇，原保塞节度使李嗣源转任泾源节度使，原保塞军两万八千余就地转隶泾原镇，为其牙兵。鉴于李嗣源目前不在军镇，保塞军撤销之事待他自太原南返后执行。”

王抟心中感叹：“秦王今日之权威，竟已盛极至此！堂堂泾原一镇，有兵四万，节帅张珂一家，两代四帅传至今日，如今秦王一朝意动，竟是说调任就调任了……这中枢权威，数年前何曾敢想？只是秦王威权至此，陛下那头却不知何等心急如焚……罢了，罢了，陛下御极凡十二载，全无一事之成，或许这天下真该换个天子了……”他想到这里，自己也吓了一跳，但又自己开解自己：“总归秦王也是高祖太宗之后，为何就做不得天子？”

他一边心跳加速，一边拱手应命：“遵秦王教令。”

李曜看了李巨川一眼，又问：“这下如何？”

李巨川笑道：“这下对德祥公却有些不公平了。泾原、保塞两军相加，约莫将有七万大军，而天雄军却只三四万，且路途更是难走不少。”

李曜点了点头：“既然如此，则将叠、宕、渭、岷、洮五州划一新镇，名唤……平西。若秦帅拿下此五州，便任此职，治所自选。”

李嗣恩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对劲，想来想去，忽然明白过来，诧异道：“这么一来，岂不是将陇右节度使所辖之地一分为二了么？这……这陇右节度使的成色，可就比河西节度使差得多了。”

他这一说，郭崇韬也微微一怔，心中顿时醒悟起来：“难怪此前大王一直倾向于撤藩，这次却宁肯再设一大镇，原来是又要玩一次一石二鸟……咦？不，不对，这分明是扔三颗石头，要打下一群鸟啊！”

他之所以忽然醒悟这一点，得从陇右、河西两镇节度使的设立原因，乃至整个“节度使”这一强权职务的设立说起。

大唐和吐蕃，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兴起，在原先的历史上又是自始至终相并存的两个强大的政权，在发展过程中两者的关系也是时战时和，在当时世界来看，颇有东方双子星的意味。大唐是公元七、八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繁荣一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当大唐正处于威震海内的唐太宗统治之际，在其西南正在崛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

早在公元六世纪，吐蕃就先后吞并了周边地区的部落，成为当时西藏地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到松赞干布(公元617～650年)统治时期，统一了吐蕃地区，从而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使其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及政权对其心生畏惧，“其赞普弄赞，雄霸西域，隋开皇中，其住论赞索弃赞都，播城已五十年矣，国界西南与婆罗门接，自大唐初，已有胜兵数十万，号为强国……党项、白兰诸部及吐谷浑、西域诸国咸畏惧之”。

可以说，吐蕃政权的兴衰与大唐的强弱是相始终的。当时，在唐朝的西北与西南地区，堪称“霸主”，对于唐朝来说，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劲敌。俗话说的好，“一山不容二虎”，两个强大的政权并存，他们的关系是可想而知的。

唐与吐蕃这两个并存的强大政权，在历史发展中，双方处于矛盾战争与友好往来交织发展的复杂局面，双方关系和战无常。在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唐蕃双方在和亲政策下，保持着和平、友好相处的局面。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的去世，唐蕃之间的和平关系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长达170年(公元650～820年)的争战。虽然中间也有着和平，但是那都只是一段短暂的小插曲。直至长庆会盟之前，这期间基本上是以战争关系为主流。

然而，到唐中后期，唐朝处于政权不稳，帝位更替频繁，国势渐衰，边疆各少数民族部落及政权纷纷发起骚乱的阶段，而吐蕃却处于势力渐强的上升趋势当中。面对着这种内忧外患，特别是面对强大的吐蕃的东进，唐朝被迫改变了其军事战略，由唐太宗时期的军事进攻转为军事防御，河西、陇右、剑南唐蕃边界等节度使由此设置，以此来保障腹地安全，即采取“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正如班勇所说：“边境者，中国之唇齿，唇亡则齿寒，其理然也”，桓宽也说：“边强则中国安”。在历史上，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在对待边疆治理上基本上都采取这一态度，唐朝也不例外。在对待吐蕃问题上，就采取以边境保中国，即“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

唐朝初期，尤其是太宗一朝，唐朝边境稳定，与周边民族部落之间相安无事。从高宗开始，唐朝势力开始停滞不前，到武后时期则明显开始衰弱，远不如前。而在其北方、东北、西北及西南的少数民族势力却逐渐发展强大起来，不断伸入唐朝境地，对大唐的边疆统治形成了威胁。初期，唐朝在边境地域设置的都护府，到中期以后，也是势力大减，很难抵御少数民族的势力发展，有的甚至向内地迁徙，有的成为行政单位，为了边境的稳定和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大唐在边镇重新设置了新的军事管理机构——节度使。

所谓节度使，就是掌握边镇武力的官员，又称方镇或藩镇。节度使的设置，目的就是为加强边防，给边境诸州都督带使持节(节是权力的凭证)，以增其临济决断的权力，主要是防止少数民族的入侵，从而保障边疆的稳定和内地的安全。节度使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节度使”一词早在高宗永徽年间就出现了，“自高宗永徽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命官”。

在初期，节度使只是对“持节都督”的一般称呼，并不是正式的官名，后经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几朝的发展，逐步形成和完善。正式以“节度使”为官名，是从唐睿宗景云年间开始的。景云二年(公元711)，“贺拔延嗣除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自此始有节度使之号，遂至今不改焉”。景云二年(公元711)“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会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自此，节度使制度正式设置。

而节度使制度的基本形成却是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明皇天宝元年，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备西边；曰朔方、曰河东、曰范阳，以备北边；曰平卢，以备东边；曰陇右、曰剑南，以备西边；曰岭南五府经略，以备南边，节度治理，其初固止于沿边十道耳，自安禄山之乱，则内地始置九节度讨之”。

节度使由初期在北方及西北、西南边境设置，到后期普及中原，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逐渐发展完善起来，其权力也愈来愈大，甚至朝廷也渐不能制。

具体到此次李曜拿出来作为驱动几大藩镇夺回河西陇右诱饵的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在初时有着其深刻的背景及原因，是集合了多种因素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