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不是想让李润石同志把日本的事情解决了么？”游缑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游缑同志，你这是不是在指责我搞人事活动？”陈克立刻询问道。

游缑从来不和陈克客气，她笑道：“有点。日本的事情即便是没办法与中国的问题相比，好歹也是中国未来的战略支点，你又何必这么决定草草放弃？”

“中国大乱的时候，日本兴冲冲跑来插手中国事物，咱们人民党对日本是个什么态度？”陈克反问道。

游缑自然有她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对陈克的问题游缑坦率的答道：“那你就眼瞅着日本革命者完蛋么？或者我们有再等下去的必要么？”

陈克知道游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一个稳定的局面，如果日本能够稳定，中国就有很大机会把日本统合到中国的经济圈里面来，所以陈克答道：“日本革命的现状已经不是未来怎么走的问题，我看资料统制派们制定的路线固然有诸多问题，大框架却是有可取之处。我们可以随时与日本达成和平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日本当下的核心问题是个权力分配的问题，天皇、天皇亲信的昭和军阀、传统的老家伙、民主派，还有那帮财阀。革命派手里才多少兵？革命派们到底能够团结多少日本军队？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取得人民的支持？这些对我们都是未知数。”

“呵呵，”游缑笑起来，“文青，你好歹也是编写过社会行为学草纲的人，我看了你关于男性与女性基于生理特点的一些态度，我觉得有一定可取之处。男性做事喜欢刺激，喜欢面子。什么国家的面子啊，什么理性啊。反正脑子里面想出来的东西，你们就觉得这是真的。其实呢肚子饿了就要吃饭，你分析日本革命根源的时候说的理直气壮，日本的经济问题决定了日本的政治斗争。上层争权夺利，可下层的百姓们要有工作，要有收入。统制派和咱们联络的时候，咱们可以说因为日本不够革命，所以把他们给晾一晾，现在有人起来造反了，咱们怎么就不能支持日本一下？”

这思路比较独特，陈克觉得有点意思。他问道：“那为什么不在常委会议上提出？”

游缑笑起来：“说道理从来不是女性的长项，常委会议上大家说起道理来我可是辩不过。只是为何不这么尝试一下，哪怕是真心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其他派系对革命派痛下杀手，咱们好歹也做出一个表态。以后即便是起事的这些人真的失败了，咱们不也问心无愧么？再说，正好这也有能够拒绝与日本其他派系合作的正当理由。”

如果陈克能够从理论上分析不少事情，在如何把这些工作做的符合人情无疑是陈克的弱项。不仅仅是陈克，人民党中虽然一直不主张采取军管模式，实际上命令型模式也是有些根深蒂固。陈克的作用就是指出道路来，到现在为止陈克的工作还算成功。这直接导致了命令型的工作方式不仅没有弱化，反倒有强化的趋势。

在这么一股男性风格的风气下，游缑的建议无疑就显得很“清新”。这不是因为这个办法多么与众不同，而是游缑的出发点，思维模式的确与陈克他们有极大的不同。陈克他们是用“理性的态度”认为失败是必然的，这不等于他们就认为失败是应该的。而游缑的出发点无疑是，既然很可能会失败，那就不妨以友善的姿态去试试看，至少这也传递了友善。作为女性，这几乎是本能。如果没有这种本能，只怕母亲早就把胡闹的小孩子给打死了。

“那不妨再召开常委会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吧。”陈克已经下了决定。

第二天，常委会再次召开。游缑就把自己的想法对同志们谈了一下，常委里面对游缑的这种态度比较欣赏。日本的地理位置对中国很关键，除非是准备让日本打第一枪，然后中国进入日本。否则的话一个与中国关系不错的日本明显更有益处。

怎么利用日本的局面，推动日本的局面，这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

“我们可以派特使去拜见日本国王。”游缑提出了建议。

“这是摆明了给天皇下不来台么。”陈克笑道。当年他抄袭毛主席，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些年的安定生活以及对外的一系列胜利之后，中国的确是站起来了，不管什么样的人都不敢挟洋自重，谁敢这么做的下场注定很惨。如果是以己推人的话，日本方面肯定是会感到极大的屈辱。

游缑倒是对此不太在乎，“下不来台也是天皇下不来台，与日本上层有什么关系？我们能够游说日本上层，让他们相信如果对国内政策进行足够的调整，就能够得到巨大的利益，也未必不是一个好机会。我们要的是一个不再整天想着在背后偷袭中国的日本，达到这个目的不就足够了么？”

理论上这个倒是不错的，只是人民党的同志即便是精通阴暗面的东西，那也是与自己内心的阴暗面作斗争，与制度中各种钻漏洞的家伙作斗争。这些同志好歹也是有男性自尊的，权术这种东西大家都清楚，却未必喜欢。

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看，游缑的建议倒是颇为不错。毕竟事实永远都凌驾面子之上，常委会议最终同意了“试试看”。那么代表人物就有点难以选择，如果是章瑜这个比较阴暗的家伙当特使，同志们都会感到放心。现在的常委里面实在是“正气凛然”，最阴暗的莫过于陈克，而大家都知道陈克其实最不喜欢的就是此类行动。

外交部长顾维钧虽然精通外交，却是个搞学问的路数，让他干这个只怕被那帮老滑头卖了也未尝可知。现在真的需要一个“奸佞之徒”。所有人都瞅向组织部长齐会深。齐会深沉思的时候会皱眉头，同志们就等着。过了好一阵，齐会深答道：“胡服这位同志或许比较适合这个特使工作。”

成也罢不成也罢，这对中国没多大影响。既然齐会深推荐了同志，大家也就全部相信齐会深同志的眼光。

1937年4月7日，中国方面派出去了特使。事情果然如游缑所预料的那样，日本方面根本没有拒绝，反倒是紧张激动的等待着中国的特使到日本去。

日本人也害怕中国趁火打劫，而且统制派本来的计划中也有与中国暂时全面缓和关系，以扩大日本的进出口贸易。这也不是统制派就真的坚持“中日亲善”的立场。东南亚的原材料开发有限，美国与日本之间又相隔着一个太平洋。从这两地进口原材料与设备都存在成本高昂的问题。如果能从近在咫尺的中国得到原材料，成本可以大大降低。

这次兵变的时间点又恰恰在统制派马上就要完成国内统合，建立起未来日本新秩序的关键时刻。统制派的核心人物已经被一网打尽，其他派别处于群龙无首的地步。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期，恰恰群龙无首。那么谁能够当了这个龙首，自然能够把已经完成的工作据为己有的好时机。

兵变后的部队并没有大开杀戒，只是在日本东京实施了军管。中国特使前来的消息，让北一辉感到极为高兴。他立刻把这消息通知了被囚禁的高官，这消息给这些心怀各种想法的日本人带来了相当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