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遥远的北方蒙古荒原尚未摆脱高纬度地区的寒冷，满目苍黄只有向阳的沙丘上有一些稀疏的小草急不可待地钻出大地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方圆几十公里的视野内除了偶尔见到饿了一冬天的野羊、野兔、野鼠警惕地觅食外，看不见牧人的毡房、羊群。

然而这样的恶劣环境依然无法阻止民族间的仇恨与争斗，温都尔汗通往东方省塔木察格布拉格的简易公路上远远地开来一个数十辆bt-7、t-27快速坦克、ba-27轮式装甲车、吉斯5b、嘎斯3a载重汽车组成的大型车队，在起伏不平的路面上颠簸，扬起滚滚烟尘。

匆匆从莫斯科赶回乌兰巴托的第57特别军军长朱可夫上将就在车队中间一辆高尔基汽车厂生产的嘎斯-胜利20型越野吉普车上，他要立即赶往冲突日渐扩大的蒙满边境前线，了解事态的真相和发展、评估日本人的真正意图，向最高国防委员会提出各种应对的建议。

海参崴战役结束后他没有回到白俄罗斯军区继续当他的副司令员，而是作为隶属总部的57特别军的军长继续留守远东。期间回莫斯科接受苏联英雄的授勋仪式，与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布琼尼、赫梅利尼茨基等总部首长深入探讨了远东局势和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

他痛心疾首地报告了远东军区部队在战争中遭受的重大损失，认为苏联红军在战斗组织、武器组合、单兵技能方面落后于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而造成这一切的就是大量优秀指挥员的缺失和重装备缺乏有效整合。他要求释放集中营里所有审查干部回到指挥岗位上去。

同时再次提出把分散在各摩步团、步兵团的坦克营、装甲营、炮兵营分离出来组建脱离步兵、骑兵的快速机动的机械化突击兵团。在空军直接支援下担负战场正面、侧翼突破任务和远程火力打击任务。从而给机械化程度不高、重火力不足的日本军队以致命打击。

最后他认为苏军拥有的庞大的重装备部队并不适应未来激烈的战场，火炮过于沉重，降低了机动性，日军75山炮、野炮虽然口径较小，重量不足一吨，可以快速跟随攻击部队前移，第一时间提供火力支援，敌人的单兵榴弹发射器。简便易用，跟随班排作战威胁很大。反观红军装备追求大口径重火力，移动迟缓、精度不足，近战中难以发挥出应有作用。

我军飞机的速度、航程、空中机动性不占上风，后方机场频繁遭受飞机和地面偷袭损伤惨重，而坦克、装甲车钢板较薄、火炮口径小、使用汽油发动机，战场生存能力极差，甚至可以被重机枪击穿侧装甲或被步枪发射的燃烧弹击中油箱发生燃烧爆炸，急需改进。

他认为日本军队因为武汉作战而被迫接受停战只是一次战略休整，法西斯攻击远东的野心并没有被彻底遏制。新的冲突和大规模作战随时会在中国战场取得胜利后出现。请求国防委员会继续向远东地区增派兵力和技术装备，同时允许他对现有装备编制做出必要调整。

他的这些用生命和鲜血总结出来的战场报告打动了斯大林。虽然迷信骑兵在未来战争中是主要突击力量的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对此并不赞成，他还是获准在57特别军三个步兵师的基础上组建三个坦克旅和两个牵引重炮团，并将得到赤塔集中营里的五千多政治犯。

然而漫长的冬季影响到他的部队编成和军事训练，遥远的路途影响了兵力装备的集中，他不得不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国东北军区司令员张国焘取得联系，希望通过中国同志的牵制推迟日军对远东的进攻，给他争取到部队重新组合、整编、训练、演习的宝贵时间，为此远东军区承担了兴安岭、完达山两个独立旅的装备、弹药、粮食、装具的供应。

2月初的边境演习中暴露出太多问题，39、57两个特别军在严寒条件下根本无法按照布琼尼元帅带来的作战演习计划完成快速集结、快速机动、快速突击等训练科目，半个月的演习中一多半机械化装备抛锚损坏、地空联络、步炮坦协同相当混乱，火力压制效果不佳。

此后他跟随布琼尼回到莫斯科汇报工作，才知道斯大林同志被日本特工刺杀受伤，新一轮的肃反更加猛烈的横扫刚刚恢复了些元气的红军各部队，外高加索、乌克兰、白俄罗斯军区许多战友受到牵连被再次投入集中营。他因为对帝国主义间谍、反动贵族、小资产阶级持同情态度，大量启用集中营里的反革命分子导致远东部队装备损坏严重、战斗力急剧下降负有领导责任被软禁在莫斯科接受审查，他的老上级伏罗希洛夫元帅拒绝听取他的申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