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起摇头道：“彦及你是只见其利，未见其弊！我们在川陕甘晋立足未稳，新中国党也才成立不到半年，根基薄弱。为今之计，我们应该韬光养晦，聚集力量，静待良机，而不是跳出来做出头椽子。否则就会像雨后苔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其实现在唐少川执政就很不错，既可以调和北洋系和革命党之间的矛盾，又能够遏制大总统府日益膨胀的**。

“我个人觉得，民国当前的最大危机有两个：一是袁项城的野心，他绝不甘心只做空有虚名的大总统，所以会通过不断破坏《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制来他的野望；二是革命党的躁动，虽然现在革命党人已经密布江南各省，但他们绝不满于现状，会不时找出来北伐。现在让他们互相监督、不停内斗，对于国家未必不是好事！”

杨杰道：“先生希望唐少川留任，唐少川自己也希望留任，但现实形势却逼迫他不得不辞职。其中缘由除了他自述与大总统关系破裂外，还因为他在内阁中的影响力也日益下降。北洋系各位总长原先以为唐少川与大总统有近三十年的交情，担任内阁总理之后会大肆偏袒己方，现实结果却令他们大跌眼镜。

“按照道理来说，唐少川在内阁中处处维护同盟会的利益，有时甚至与大总统据理力争，同盟会上下应该对唐少川感恩戴德才对。而实际上宋遁初却对唐少川颇为微词，认为他太过稳健，应该在内阁中更加强硬、政策上更加激进，逼迫北洋系和大总统府退让妥协；如果他们不让步，同盟会可以通过辞职、抗议等手段相要挟。反正同盟会靠造反起家，打舆论战是个中高手，武装对抗、炸弹暗杀也属于拿手好戏。

“在北洋系和同盟会都心生怨怼的情况下，唐少川在内阁中的地位岌岌可危，所以他最近几次想在内阁强行通过提案时都是先来寻求大人的支持。时间越拖越久，仇恨越积越深，最终会在某一件事上集中爆。唐少川作为当事人，自然早就察觉到了这些，便想借着王铁珊督直事件趁机抽身，至少可以得到同盟会的同情，避免两面受敌。”

孙元起道：“既然唐少川铁定心思想要辞职，我们也无计可施，但最好是尽可能多拖延一段时日，越迟越好。因为现在全国各地的教育工作刚刚铺开，四川、陕西等省的工业正在规划，一切都是万象更新，我们最缺的便是这政局相对平稳时期的时间。而且唐少川是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内阁的总理，如果在台上仅仅三四个月便虎头蛇尾地辞职，如何为后世立下典型？”

陈训恩道：“要想让唐少川多留任一段时间，先就是如何度过眼下这个难关。如大人刚才所言，大总统是绝不可能把直隶都督的位置交给王铁珊的，而唐绍仪又坚持任命王铁珊为直隶都督，问题关键就在于王铁珊这个人的态度。如果王铁珊对直隶都督一职志在必得，那就有些麻烦了；如果他只是恋栈权位、贪图财货，那就容易许多。”

杨杰冷笑道：“依学生看，真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哪有那么多麻烦？只要王铁珊一死，保证所有事情都一了百了！反正王铁珊是前清官僚，浮沉官场数十年，鱼肉百姓、贪赃枉法之事必然做了不少；后来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元勋，其实不过是为形势所迫而改换门庭，靠摇尾乞怜才被封为第三军军长、上将军衔，毫无功绩可言。现在一身关乎国家大局，牺牲可谓死得其所，不妨就由大人代行天诛。”

“天诛”一词在中国用的比较少，一般是指日本江户幕府末期，维新志士中的尊王攘夷派在攘夷活动中暗杀在日的外国人与亲夷的政府要员，他们将这种活动称为“天诛”。杨杰曾在日本6军士官学校留学，看来不仅学会了“天诛”这个词话，还学到日本武士刺杀长官的奥义。

虽然孙元起曾用“天诛”的方式除掉陈其美，但他对这种暗杀手段并好感，也不愿多用。所谓“杀人者人恒杀之”，你老用暗杀的手段对付别人，没准哪天别人就会派人来暗杀你，来个“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他摇了摇头：“暗杀这种手段，能不用还是尽量不用！”

杨杰道：“既然不杀，那就只能收买了！王铁珊如果主动宣布退隐或者另谋高就，相信唐少川也无计可施。从王铁珊的宦迹履历来看，他可不是什么忠臣烈士，只要开出合适的价码，不愁他不肯低头！不过王铁珊之前就曾担任过广西副都督、第三军军长，现在又有希望就任直隶都督，我们川陕甘晋那么点地盘，恐怕找不到合适的职位让他去‘高就’吧？”

“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能设法逼他退隐喽？”孙元起反问道。

陈训恩道：“以大人现在的地位手段来对付王铁珊，无非就是‘威逼利诱’四个字。所谓‘威’，就是向他阐明利害关系，尤其要渲染袁项城的狠辣手段，以及近日直隶驻军通电反对他督直之事，让他不敢染指直隶。所谓‘利’，就是用钱砸，三万不行五万，五万不行十万，十万不行就二十万，只要给的钱够多，不愁他不屈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