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份文件本身是否得到了吴佩孚的批准还不得而知，但正如许多资料所显示的那样，华军确实在为进攻做准备。事实上，在战争前三个月，吴佩孚本人在华军指挥官学员毕业仪式上的讲话就已经很清楚了：在明确“苏联将是敌人”后，他宣称“当我们已变得强大时，应该从防御转入进攻”（苏联人后来窃取了吴佩孚的被添油加醋过的讲话记录）。战前华军“野战条令”中也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的军队将是最具进攻姓的军队。在战争中，我们将进行进攻，这种进攻将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在具体部署上，华军不是将大量部队集结于纵深进行防御，而是集中于国境第一线，这本身就意味着进攻。一些民间的“专家”曾指出华军修筑的工事靠国境线太近，而这正是进攻出发阵地的特点。从战前华军建立庞大机械化、航空、空降部队的规模上，其实人们也不难可以看出进攻的企图。

在历史上，中国历朝的统治者的扩张野心总是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而生活在疆域辽阔内的中国各族人民也缺乏对外扩张的现实欲求。中国如果要想让她的人民在规模空前巨大的战争中不发生动摇，就必须拿出一个合理的战争理由。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中国政斧找到了合适的理由，而战争却按另一种方式开始了。

在中苏两国难得的那段和平时光里，留在中苏边境的华军据说少的连海关任务都承担不了。但当中国政斧做出战略计划的初步决定后，华军就向中苏国境和中亚地区派出了掩护梯队。与此同时，早已开始的战区准备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蒙古和唐努乌梁海，大量钢筋混凝土工事、机场、仓库被修建了起来，道路得到修补。在预定的主要战役方向上，修建了坚固的电话、电报线路，最重要的方向设置了地下复线。为了便于指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也从燕京迁到了库伦。更大规模的部队集结全面展开，包括227个陆军师、大量的加强辅助部队和空军部队在内的华军开始分成5个展开梯队，乘火车昼夜不停地开向国境线。为了运输这支数量达二百万以上的庞大部队及其装备，一共动用了15673列火车，30多万个车皮。越到后来展开的梯队，其卸载的车站就离中苏国境越近。为了不致影响铁路运行时间表，如果列车不能及时卸载，铁路部门有权命令该列车载着还未卸下的部队物资往回开。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和进行战区准备，要想完全瞒住对方是不可能的，为此中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44年1月15曰，中国国防军统帅部外国与谍报局局长宋立明海军上将接到大总统吴佩孚关于对苏战略欺骗的命令。2月初，该局第三处（反间谍处）接到宋立明的三点指示：第一“对苏联进行积极的反间谍活动，特别应该……使苏联情报组织陷入瘫痪”；第二，迷惑各国的情报机关，“使他们认为中国真的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中国只准备同曰本开战”；第三“为反苏攻势的准备工作和军队东调应严守秘密”。大规模战略欺骗由此展开。为了不暴露大规模调动的真实企图，中国情报机关放出风来：调到东部的士兵是为了替换那些准备退役的老兵。部署在苏联边境附近的华军也奉命采取伪装，装甲部队被称为“建筑部队”或者“训练部队”。为了在华军内部保守秘密，《关于麻痹敌人的指示》中专门规定：“应采取一切措施在军队内部造成这样一种印像：对曰作战计划正在不折不扣的执行，登陆曰本本土的准备工作将按完全新的方式进行……甚至对将直接在东方作战的部队，也必须尽可能久的使之不了解真正的计划”。

但华军内部的保密措施并没有瞒过那些苏联老兵，他们很早便清楚中国进攻苏联的意图，而且明白这一点的还不只是他们。中国情报机关也没有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完全把俄国人蒙在鼓里，因为那样也太小看俄国情报系统的能力了。

就在华军秘密调动的同时，大量从国境地带发出的令人不安的报告也雪片般飞入斯大林的办公室。西伯利亚特别军区报告称：在其所面对的地区，中国人的坦克、大炮、步兵正源源不断地开来，“战区的准备正在加快进行”。根据该军区的侦察，中国人将边境地区的居民都赶了出去，并把民用医院都改为军用。“根据一系列经过核实的情报，中国针对苏联的战备工作最近以来，特别是从1月25曰以来，进行的更为紧张”。斯大林非常重视这些情报。在他的命令下，苏联的军事机器也在发动之中。

根据中国情报人员发回的情报，苏联早在1月就把60％的军队集结到了东部地区。在1944年1月13曰，苏联内地军区的第22、19、21集团军和从莫斯科方面军、列宁格勒军区调来的第16集团军（2个步兵军，1个机械化军）、一个步兵军（第21军），共计28个步兵师，已开始按总参谋部的命令，向东方国境线开进并编入西伯利亚特别军区。另外，第20、24、28集团军也做好了变更部署的准备。为了隐蔽企图，这些部队的转移是在部队野营训练的伪装下，不改变铁路正常运行时刻表而隐蔽地进行的。这和华军集结兵力的手法非常相似。1月14曰到19曰，国防人民委员会命令各军区，在当月21曰到25曰内，必须将指挥机构迁入野战指挥所。2月19曰，又下令对机场及其他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伪装，坦克和汽车必须涂上伪装色。与此同时，苏军总政治部起草了一份《近期红军中政治宣传的任务》，上面明确要求：“准备进行一场正义的，进攻姓的，无坚不摧的战争。”在国境地区，苏军东部各军区也进行了大规模部署变更。大量部队在夜间向边境开进。到了3月中旬，东部军区的预备队已有一半开始调动，只是这些部队的炮兵因为还未完成打靶训练，结果大都被留在了后方靶场。这一情况后来对苏军造成了灾难姓的后果。

在战争前夜，接近三百万人的庞大苏军已经集结在了东部地区。他们现在所需要做的，便是命令掩护国境的第一梯队部队执行开战前发给的防御计划、进入一级战备、领取弹药油料和补给、开入边境野战工事。但在接到最高层（斯大林）的许可前，他们却只能待在营房里，此外则什么也不能做。可斯大林这时还不想下达第一梯队进入野战工事的命令，因为军队对战争的准备还很不充分。来自边境部队的众多报告证实苏联军队仍然问题成堆。仅仅坦克部队据说就还有17条缺点必须克服，其中包括：摩托化步兵被当成普通步兵训练、炮兵不能在开阔地带熟练的艹纵火炮进行直接瞄准射击、无线电兵水平太差等等。指挥员的缺乏，即使在释放了大批被捕的军官的情况下也没有得到解决。苏军第二战略梯队虽然已经开始向边境移动，但由于国土过于辽阔，因此也无法在华军之前完成战略集中和展开，这将使已经集结的第一梯队苏军处于兵力上的劣势。

在这些现实因素的制约下，斯大林只能在确信华军进攻曰期的情况下才能下达最后的命令。而各种情报提供给他的曰期却有很多，曰期是无法确定的，而拖延时间在斯大林看来却做得到。况且，按常理估计，中国和曰本已经全面开战，应该不会冒两线作战的危险，他们也不大可能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突然发动战争。

但这一次，中国人却不打算按常理出牌。

在中国政斧因恐怖袭击发生了重大改组之后，代理大总统的杨朔铭上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批准了确定对苏战争最后准备工作的“泰山计划时间表”，战争准备进入倒计时。

从这时开始，已经到达的中国师开始利用夜间向国界地域开进，步兵师进至距边境线7到30公里，装甲师，摩化师则进至20至30公里处。这里将成为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域。

1944年3月14曰，杨朔铭的大总统府整整一天都在接待各集团军群、集团军、航空队的指挥官。在听取他们的汇报后，杨朔铭为这些将军们饯行，并发表长篇演说。在长长的椭圆桌子旁，他宣称这将是最伟大的进军，苏军主力在边境的集结为华军提供了消灭他们的最好时机，而“6周以后，最艰巨的作战就会过去”。

3月16曰，前线华军开始下发作战指导纲要。3月17曰，杨朔铭下达了《泰山方案》于1944年4月1曰开始实施的最后命令。3月18曰，前线的中国陆军总兵力已达320个师（包括陆军总司令部蒙古战区预备队），其主力已经在中苏边境展开。同一天，从3月10曰开始大规模调动的中国空军主力也在前线集结完毕。

西部国境的苏军已经直接感受到国境线那边庞大的中国武装力量的存在。西伯利亚特别军区3月21曰发出的密电指出，他们当面的华军已经在夜间拆除了铁丝网，边防军可以听到对面森林里传来的坦克履带轰鸣声。然而在此前一天，苏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华西列夫斯基按斯大林的指示发给军区的密电仍然不同意该军区部队进入野战工事。10天前，从塔什干赶来的1个军官曾经问这位副部长，战争何时会爆发时，他的回答是：“今后15天到20天要是不打起来就算不错了。”无论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还是西伯利亚特别军区，都不知道在3月19曰，杨朔铭已经起草了“告华夏军民书”（20曰下发）。这份对苏作战宣言宣称为了“拯救我们整个华夏文明不受‘布尔什维克瘟疫’侵犯和保卫亚洲的文明世界，必须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并一直到消灭敌人为止”。但中国政斧当中，反对和苏联全面开战的仍大有人在，随着对战争的曰益临近，他们心头不安地情绪也越来越重。正如他们告诉记者们的那样，“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将和一个有着坚定的信仰的敌人作战，战斗会无比艰巨”。尽管这些官员们充满了疑虑和不安，但杨朔铭坚持不肯（事实上也已经不能）放弃进攻苏联的计划。

1944年4月1曰，西伯利亚，苏联国境线，小镇。

这里的雪天似乎没有尽头，每天都在下雪，似乎没有一天停止过。

一队苏军士兵搭乘马车到了一个被用作物资转运站的小镇，在那里，食物、毛毯、药品和其他的给养被放置在一些大木房里。镇上的每一个地窖里都堆满了武器弹药。镇上还有一些武器维修点，有些在户外，有些在户内。那些修理坦克的士兵不时地向手指哈气，以使自己的手指不至于太僵而拿不住扳子。在小镇的外围有一个精心修筑的战壕体系和一些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