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参观，根据杨朔铭的命令，中国工兵们便开始了对列宁墓的爆破作业，而列宁的头颅也被取下，拿到了室外，当着杨朔铭和中国政斧一众军政高官的面，浇上汽油焚毁。

周围的记者们看到这一历史姓的场面，纷纷用相机开始抓拍，伴随着一连串的镁光灯，布尔什维克的“圣地”从此成为了历史。

视察完毕之后，杨朔铭回到了林毓英的司令部。

“大总统，‘啤酒’今天晚上到。”一位军官上前，将一张纸条交给了杨朔铭。

“他们的动作倒是很快。”杨朔铭看过纸条，笑了笑，交还给了军官，军官立刻取出打火机将纸条烧掉了。

强烈的阳光透过保温的固定木质百叶窗，黄色的光线划破了房间内的昏暗，这光线有如镜子的内在本质，对真实作出的僵硬的反映总是冷冰冰的。

鲁道夫王子久久注视着光线在房间里缓慢地、几乎不易觉察但同时又不可阻止地移动。屋里摆着巨大的红木桌子，靠在灰色大理石壁炉附近，另外有摆满书籍的书架。

他不慌不忙从宽大低矮的沙发上站起来，无力地享受着寂静。听到巴伐利亚制造的闹钟上的布谷鸟的叫声，鲁道夫微微一笑（这原是地方行政长官赠送的，早在1927年就一直陪着他），布谷鸟在畅快地宣布时光在流逝。

鲁道夫到了华沙，登上河岸，默默地与自己的同行者握手，然后坐上等着他的汽车。车子把他送到这座别墅。起初，鲁道夫无法入睡；他迷迷糊糊睡了一两个小时。此后捡喝了一瓶浓烈的威士忌酒。这里的酒是很多的，这座三层楼的别墅的巨大地窖里放满了酒瓶。

他时常感到紧张，因为公路离住宅只有两公里远。在德意志帝国境内，他巳习惯围墙和哨兵，可这里没有，一种毫无保护的感觉。尽管他持有瑞士公民布朗特的护照，尽管这里的帝国总督使他相信，这里毫无危险。华沙是绝对友好的，尽管波兰已经是帝国的一部分。鲁道夫还是坐立不安。躺下睡觉时，他把金质“鲁格”手枪和手榴弹藏在枕头下面，但还是无法入睡。他仔细倾听远处汽车驶过时的轰鸣。

“艾利克，”他最后说，“您把我送往目的地的时间拖得太久了。我明白，人们在尽可能详细地准备行动，您为什么不把我当作彻头彻尾抵什么也不能做的疯子送到汽车无法通行的地方呢？”

“哎呀，我亲爱的布朗特，”帝国情报部总监基里尔将军微微一笑，“安静地休息吧！会有好消息的。”

基里尔从不提鲁道夫的名或姓，也不提他近些年来听惯的官职。

王子殿下什么的称谓已经不需要了。他有时还觉得缺少些服装，要么没有领带；要么穿不上袜子。

“我们十分爱护您。”基里尔接着说，“要避免去冒不可预测的风险，眼下正在进行这种情况下必不可少的侦察。我们将以这种方式把最尊敬的客人送到目的地，必须严格按比例分配领导人、中级人士和普通工作人员……在此之后我们认为必须请您时间去检查身体，在您要去的地方向没有良好的医疗设施，要是有必要作一下透视，进行仔细分析和医生出色的会诊呢？近几个月承受的重负不会马上产生影响的，可能会心脏病突然发作，我假设您的血压会急剧变化……所有这一切最好集中在这里，离中心不远的地方……熟悉一下自己的新名字，学习华语。我向您推荐我的两个年轻朋友，他们完全听您支配，睡觉、游泳、散步……如果不是坚信您绝对安全，我绝不会斗胆说这种话……”

近些年来，鲁道夫已经习惯于别人绝对执行他的所有命令，学会了在周围人的眼暗中发现去满足他任何古怪念头的欲望，坚信只有他知道在不同的情况下应当如何采取行动。鲁道夫十分敏感地感到自己的新地位，他必须等待不知什么人下达的命令，严格按时间吃早饭、午饭和晚饭，就在挂在小院里棕搁树上的锣响亮地敲响的时候，同时他必须在桌旁同主人以及两个同时负贵警卫的“教师”交谈。他们专心致志，十分殷勤，沉默寡言，但没有鲁道夫心中喜欢的奴姓，这种奴姓表现在帝国内保证他的安全，为他做饭、收拾住宅和开车的人身上。人们对此习惯得很快，要忘掉却要很长时间。

“什么是另一块大陆，”鲁道夫打量着两个沉默的壮汉，心事重重地想，“什么叫别离故土？是的。德国人，当然是德国人，这里的环境已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他们不听我讲完就张口说话，穿着短袖衬衣、难看的牛仔裤，好像一群放猪的人。他们在游泳池中追逐打闹，哈哈大笑，他们不明白这可能打断我的思路，甚至使我生气。不，在家绝不会有这种事，还是故乡有规矩，异乡他方就是散漫，在有钱人家，甚至在国外受教育的孩子也巳不再崇尚传统，这真是不幸！”

“不过，”不知为什么他想到，“这种看法与我们的人种理论相矛盾，按照已故的希特勒先生的观点，曰尔曼人虽入永远是曰尔曼人，无论他居住在何处，在哪里受教育，血统使他无法忘记自己的出身和故土。”鲁道夫又想到，“这里是另一处根基，即使是曰尔曼血统。这是什么样的根基？令人费解，无稽之谈。沙石或是粘土。这里的广播节目不同，舞曲连续不断，甚至连我也想随着舞曲的节奏踏看拍子。这里的饮食不同。在帝国我根本不吃这种肉。桌上摆几瓶葡萄酒，象喝水一样——在人际关系上总是带有矫柔造作感，这可不是五度的啤酒，完全是另一码事。他们看美国、法国和墨西哥报纸，与英国人、斯拉夫的犹太人为邻，向他们问候，在他们的商店购物，交换信息，不断四处扩散，初看起来并不起眼，然而这种接触带来的分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一架造型小巧怪异的飞机降落在宅院旁绿色的场地上，只是到这时鲁道夫才放下心来。默默无语的飞行员猛地点头向他问好——在一瞬间里他脖子上原有的肌肉好像消失了，支撑不住头颅。鲁道夫喜欢这样。显然，飞行员离开帝国的时间不长，基里尔帮他上了座舱，坐在驾驶员的右侧。

“一路顶风，布朗特！我想您会真正喜欢飞去的地方。”

飞机在场地上滑行了近一百米地面，急违爬高，鲁道夫这时问：“我们往哪里飞？”

“您暂时不需要知道。”

“那告诉我，到那里有多少公里？”

“很远，有上千公里。”

“我们要在空中飘多久？”

“我们在秘密机场降落，那里有我们的兄弟，我们加上油，休息之后继续飞行。我们在山里过夜。群山之间一片寂静，美不可言。第二天，我们绕过山峰，继续前进，本来可以在一天内干完，可头儿要我别使您感到难受。不适应地在空中飘十个小时毕竟不是一件轻松事。”

“您多大岁数？”

“27岁。”

驾驶员没再多说什么，过了一分钟才看了分队长一眼，鲁道夫觉得目光中包含着某种怜悯的疑惑。

“您是党员？”

“是的，所有飞行员都必须入党。”

“必须入，您是不得已才入党吗？”

“我不喜欢摆样子，不宫欢会议上所有这些歇斯底里发作，吹捧式的发言……我喜欢德国，布朗特，有没有党其实无关紧要……”

“您叫什么名字？”

“弗里德里希？佩奇。”

“您是曰尔曼人？”

“我是曰尔曼人，至死都是。我是优秀的飞行员，参加过进攻英国的战斗。对于我本人对英国人的轰炸我准备在任何一个法庭上负责。”

“那么对中国人的轰炸呢？”

“中国远着呢，我们去不了……人们空谈强大，而一说到实施打击，他们就尴尬了……”

“父亲入党了吗？”

“当然，他是老党员，国家社惠主义工人运动的老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