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当然低效，那是因为他们的责任不全是赚钱。目的的不同，当然会导致细节操作的不同。国企之所以臃肿，大家懒懒散散，那是因为在困难时候他们也不能随便解雇员工。那个时候他的任务不是生产赚钱，而是不给社会增加负担。不要以为西方工会有多牛逼，那只是假象，经济一萧条、资本家会把全部人解雇，自己聘请几个保镖守着用不完的剩余财富富贵，然后社会上就全是酗酒吸毒抢人的流浪汉了，没事拿着枪突突突。

历史上美国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政府开给那些丧心病狂的资本巨头的价格是：平均每公里铁路几美元左右。

资本家们经过测算后，纷纷摇头说：“太低啦，形势复杂，这个价格连白人的保安费都不够。”

那么格兰特将军就告诉他们：“乃们想多啦，只管修铁路，虽然老子打赢了南北战争废除了奴隶制，但作为潜规则，我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不干涉你们的劳力结构。至于你们的安保，交给美国骑兵完成。”

大鲨鱼们一算账，如果把奴隶当做潜规则，且美国骑兵全程保护的话，几美元也可以运作了。

于是格兰特将军就真的派美国骑兵开路，后面的鲨鱼就在印第安人的尸骨上，用鞭子驱赶着黑奴修铁路。这么一运作的话实际成本低到惊人，造就了一批相当牛逼的铁路大亨的崛起。

当时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高方平没有具体数字，但应该在二十亿美元左右。

那么依照购买力比值计算的话，目下大宋如果把工程包给关七这类人做，这些鲨鱼，真有能力在平原上用不到三百文钱一公里的价格修出铁路来。

现在大宋的冶炼生产力不如那个时期的美国，铁矿资源的获取成本也大幅高于那个时期的美国，于是这一项上加权，粗略算作一贯钱一公里。

工人不能算作奴隶，要给予他们“拥有自己家园”的积累，有归属感，于是成本上再次加权，粗略算作五贯钱一公里。

蜀道难，面临开山，架桥，涉水的形势，和平原地带修铁路绝对不同，于是再次加权后，高方平心中也就有了个大数了，是真有把握在每公里五十贯的价格上，把成都段铁路修出来的。

是的就这这么丧心病狂，便宜的令人指，期工程修一万公里的话，也就在四五十万贯内搞定。这就是有底气成都自己扛的原因。

成都府目下没有经过开，财政底气不多，但是再少，一年几十万贯的财政还是有的。

分摊为几年，且通过债券的手段解决融资问题，并不是说做不了。

单独看，没有中央支持，成都自己的话当然是个重大工程，在预算紧张、但凡官府就钱不够用的情况下，要额外挤压出一大笔来投入不明觉厉的工程里，当然困难，若放在后世民主社会里肯定不可能通过。

但这个时代，或者说猪肉平就有这么粗暴。依靠成都自己，真能把这条铁路给折腾出来的。

当然了，没有中央支持，那么和其他州府对接是个难点。但纵使这样也可以克服，好歹在高方平名声如此大，有常委头衔的现在，要对这类事公关也是有办法的，无非又是一个利益平衡的问题。

做官，或者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目的应该是解决麻烦。闯着闯着也就到达了终点，和混到了终点的人唯一不同的在于，人们在千年后也会记住范仲淹们的名字。

当然了，初步估计为四十万贯的期工程，这只是高方平的认为，是高方平的角度。

在别人当然不可能。换别的官僚上来，先不谈能不能完成的问题，预算超个十倍乃是五十倍，最终变为一个黑洞也没什么不可能的。譬如大宋每年近八千万贯的军费，就是这么把国家掏空的。当然这个问题随着张叔夜上台执政后，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世事就是这样的，在一些事上，会者不难，难者怎么也学不会。

就是这个原因，有些政治家他能一穷二白，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把整个国家往后的初形给搭建出来。而有的人他也能一甩手投几万亿的天量预算撸下去瞎搞一通，最终什么鸟毛也没搞出来，还弄的满身富贵病。

张叔夜是执掌过户部的人，兴许老张最终就是被所谓“传世工程”的名头吓到了，知道一但不明情况下成为国策，往后的投入会不受控制，会寄生一大群新的猎食者在这条利益链上，乃至把刚刚缓过去来的大宋给拖死。

这肯定是张叔夜临时变卦的原因。如果仅仅成都府的话，怎么投入老张都敢，问题就在于高方平只有一个，而天下的州府们一但响应这个气候，短时间内把全国变为了一个大工地，那就问题大了。

老张的担心不无道理，但在高方平的立场上大宋是撑得住的，就算贪官污吏横行，工程建设起来损耗大，也要强势上马。

因为高方平和有完美强迫症的文青不同，高方平的原则是只要大方向没问题，暂时解决不了的就拉扯着跨越过去。以后时机成熟了再去解决。

损耗和贪官任何时候都有。但贪官也不总会把事情干糟了，反过来，清官也不一定有作为。现在是大宋建设的最佳时机，随着经济的崛起，民智的逐级开启，民权的逐级解锁。越往后，修铁路的代价越大，费用会呈现几何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