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第一次入侵西藏之后，聪明的英国人就发现，要想真正“解决”西藏的问题，单单依靠那个会在任何协议上签字画押的大清政府，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开始想方设法与实际掌握着西藏大权的十三世**活佛建立起所谓的“互信”。然而，十三世**没有给他们这种机会。于是，他们又寄希望于能首先与十三世**喇嘛之间建立通信的渠道，来相互沟通。然而，印度总督寇松连续数次致信都得不到**的任何回答。一**九年寇松致十三世**喇嘛的信，居然还在六个月之后，被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了他本人，西藏的官员明确表示，鉴于活佛对洋人的极度仇视，他们根本就不敢向上转呈来自洋人的任何东西。无奈之下，寇松曾委托专人去跑拉萨亲自送信，可**喇嘛照样拒绝予以答复，连信都不拆，原信退回时，信封上的封戳宛然尚在。
就在浩浩荡荡、威风凛凛的“武装使团”残无人道地对藏区军民进行着大屠杀的时候，当年的英国《每日邮报》派出的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他后来写的书中曾经这样地为他们的“使团”辩解：藏人十分固执自信，直到教训了他们多次之后，他们才知道自己那些武装起来的乌合之众和英王的军队差别太大。根据后来发生的事件来，很显然要不是我们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展。格玉的屠杀只是将无法避免的事件给提前了。是由于藏人的愚蠢，才使我们卷入了战争的旋涡。要想让他们认识到英国是一个真正强国，英国的军队需要认真对付，就非得杀掉他们几千人，否则就没有指望。
那么，面对西藏正在被野兽们的铁蹄践踏之际，此时的“大清”在做什么？
令你想象不到的是，当时的满清驻藏大臣有泰，竟然也有着和英国人极其相似的想法。他在给清政府外务部的电报中，把英军的进犯和胜利当作迫使藏人服从清朝的一个机会，“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倘番众果真大败，则此事即有转机，譬如釜底抽薪，不能不从吾号令也……”有泰认为西藏战败可以给藏人教训，也可以证明咱大清和驻藏大臣的投降和妥协政策是多么的正确，因为有泰和他的前任都曾反复地警告过藏方，要避免衅端，要与英国人磋商妥协，不得以武力抵抗，否则战争一经开始，后果必定是惨重的。既然你藏人不听，拒绝与英国人谈判，也不让驻藏大臣调解，自尝苦果就是活该。所以，有泰在战事紧迫、藏军连连大败之时，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隔岸观火，甚至还有心思带着手下人给他买来的西藏女人，到拉萨附近的柳树林里唱歌跳舞，潇洒走一回。
一九○四年的八月二日，踏着血泊前进的英国“使团”开进了他们的目的地――拉萨。年轻的十三世**喇嘛带领可怜的一小股随从，被迫流亡蒙古。面对着高耸于拉萨上方的布达拉宫辉煌金顶，英国人发着难以抑制的自豪之感和对西藏人的蔑视，“喇嘛用尽了他们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手段阻拦我们，他们依靠中世纪的武器和各式各样的杂牌现代武器同我们较量，他们举行了求助于天的仪式，整天诵经，一本正经地诅咒我们，然而我们还是过来了。”
驻藏大臣有泰不仅没跑，而是兴高采烈地牵牛拉羊“犒劳”占领了拉萨的这些英勇的英军将士。不仅如此，还早在英军走在血泊中的时候，他就写信对英国人的“长途跋涉”表示深切的慰问，说他曾向**喇嘛力争，不应该对送给我们西洋文明的英国朋友们“无礼至此”，并为藏人的野蛮和无礼“深引为羞辱”。
在拉萨，有泰和那位一直渴望着为大英帝国建功立业的冒险家和“意志坚强”的帝国司令官荣赫鹏真是相见恨晚，从见面伊始，俩人就互相倾诉着对藏人的仇视和厌恶，他们共同认为“藏人实一极端顽固之民族”。有泰对因西藏人的抵抗给英军造成的“困苦之经历”，再次表示深深的歉意。荣赫鹏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余因过去数年中迭与顽梗愚昧之藏人作长时无谓之晤见，今得晤此君，亦殊感欣慰也”。后来，由于有泰的这种丑恶行径严重破坏了大清的形象，大清政府将有泰撤职查办，荣赫鹏还对此抱以非常的不满，认为中国任命驻藏大臣，就应当选用有泰这样的一流人物。
在英国入侵者的枪炮下和铁蹄下，在那个自称是天朝上国的大清善意庇护下，西藏对外开放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在西方自由文明的光辉照耀下，西藏的贸易额几乎以一年一倍的速度在递增。
可是，西藏到底从这种开放中真正得到了什么呢？
在拉萨的市场上，畅销着由英国和英领印度输来的呢绒、鼹皮、细棉布、粗白布、搪瓷器皿等廉价的英国商品。每年都有总值约四万到五万卢比在拉萨滞销的英国商品，还要被运往更深入的康定和昌都。在大肆倾销的同时，英国人还利用公开的诈骗和不等价的交换，开始大肆掠夺西藏的原料。他们低价收购西藏原料，高价在西藏出售英国的轻工业品和半制成品。从西藏出口的皮革价格比英国的低十一倍左右，羊毛价格低四倍多……
**主席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
英国正是如此，他们不但力图保持西藏农奴主的前资本主义剥削形式，而且还和西藏农奴主互相勾结，共同剥削和压榨西藏的广大穷苦农牧民，干预其经济和政治。他们在西藏的各大城市驻有军队并建有军事设施。在亚东、江孜等地，以护商为名，都驻扎了他们军队，并设有“护商代表公署”。
《康藏轺征》中这样介绍，“江孜为英人侵藏大本营，有邮局、有电报、有军队、有医院。邮局纯为英国人商办，既未得藏政府之许可，亦不受藏政府之监督，虽事务员仍多西藏人，而一切大权则操之外人手中，邮票亦直用英国式，与南满之日本邮筒遥遥相对，且一过江孜，即遍设驿站，兼备英国官员之食宿”。而英国在江孜和虾士莫等地所建筑的房屋，既不用付给西藏噶厦政府地税，又不付给地价，随意可以自动割取。江孜，建有坚固的军事堡垒，架有通往亚东、嘎伦堡的电报线，又将由印度引来的电线架到拉萨。
西藏的财政金融，同样被英国操纵着，使广大的农牧民遭受到更加严重的损失。如原藏币十元，一般可换银元十块，但自西藏财政为英人操纵后，藏币就只能换回铜元十八枚。
为了培养他们忠顺的奴才，英国“慷慨而善良”地资助西藏留学生，并举办训练班，由英人担任教练，专门训练那些贵族子弟。
通过这一切狡诈的手段，英国得到了一些反动的大农奴主死心踏地拥护，他们不仅赞同英国在西藏驻军，开商埠，享有商品免税进口和不受检查等特权，甚至还为英货无偿派乌拉运输，连英国人在江孜烧的柴草，在拉萨用的木炭，也都规定由农奴供给。特别是一九○八年的《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中还规定，英国在西藏有治外法权、会审权，允许英人“在各商埠内租地建筑货栈”等。
而对于中国和藏区的人民来说，得到的却是一场大灾难，这种灾难，将会一直蔓延下去，百年之后，依然阴魂不散。英国人带来的西方文明，大大削弱了西藏同内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得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锐减，并且严重地破坏了西藏的农牧业生产，打击了西藏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西藏亚东自开辟为商埠以后，有将近二分之一的人口抛弃了农业生产，而去从事运输、旅馆、堆栈各业，有资金者自行开业，无资金者去这些行业充当工人或仆佣。每年约有两三千匹骡马用于商业驮运，使亚东出现草比粮贵的怪事。多数的地方田园荒芜，严重缺粮，只好从国外进口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由于许多牧民和牲畜都被抽出驮运外货，使农牧业不但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有时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了，农牧业生产的技术长久停留在原始耕作和放牧方式上。而西藏的手工业本来就工具简陋，技术落后，面对英国机器生产，根本无力竞争。在洋货源源流入、充斥整个西藏市场的冲击下，大批的手工业作坊纷纷破产。
贫穷和无助，使得灾难深重的西藏，在一九五九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的一百多年里，人口整整减少了五分之三。这就是西方文明带给西藏人民的好处。
英国带来的文明，大清政府的**，除去美坏了那些反动的既得利益获得者――大奴隶主们之外，还养活出来了一个新兴的精英阶层，这就是以出卖祖宗为荣的买办。正是在这些吃过洋面包、喝过洋牛奶之后，自认为已经成了西藏的救世主的摇尾巴狗一样跟在洋主子后面，疯狂吞噬自己母亲身上的那宝贵血液的藏奸们，在西方自由文明的口号下，把一块肮脏的尿布，演绎成了藏奸们理想中的**圣旗。直到今天，这块尿布还在恶心着我们这个被“大清”整治得早已不知道什么才叫美和丑陋的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