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地内，看着刚刚离去的那个张姓男子，李济有些好奇的问道。

“教授，这些人是来干什么的？”

也难怪他会好奇，毕竟这些人哪怕是从身形上看，也可以看的出来绝非是正常人——————在这个时代，寻常人可是很难练出这么多的肌肉来的。

没办法，虽说现在的人日子要比以前好了许多，至少也是可以练出许多的肌肉来了。但是这依然不意味着健身一类的事情，就是件很普遍的事情。

至少到目前为止，所谓的体育锻炼，在国内还并不是非常的普及。

这到不奇怪，至少国内的时候好歹还有一个双休日，而且许多的工作该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时间并不是很长来着。

但是在这个时代却是没这么一个情况了，尽管国社政府已经颁布了法定的工作时间。但是实际上地方上的一些工厂，长时间的让工人进行体力劳动却是几乎经常的事情，而且美名其曰——————加班。

毫无疑问，这类加班肯定是没有工资的。

即便是有，这类的工资基本上也都是非常的少。

甚至有一些比较阴险的厂商，干脆将加班费摊入到了工资里面，也就是说，你只有选择加班，才能达到全部的工资。

毋庸置疑，这绝对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

不过在这个时代，似乎也是没有办法要求那么多了。

毕竟这个时代还并不是一个非常法制的年代，尽管无论是司法部亦或者是廉政部等部门都一直在很努力的工作。但是区区数年的时间。想要纠正过去的许多陋习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事实上如果不是有一个能干的廉政部的话，恐怕不要说是纠正了。没有被那些前朝的遗老遗少们给弄的官僚化就很不错了。

不管怎么说，对于当前的这个时代的许多普通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其实很简单。尤其是那些工人们，基本上就是早早的起床去上班，然后很晚才回家，吃完饭之后，除了做一些爱做的事情之外，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时间去进行体育锻炼。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如今的中国，除了一些较为富裕或者有着空闲时间的人之外，便只有军人才会去刻意的锻炼身体。

至于像后世那样。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妹纸在公园里面跑步，锻炼减肥的情形，更是少见的难以想象了。毕竟在后世，那种闲的只会逛街的女人，在这个时代可是少的可怜的，自然也就更没空去关心自己的体重跟身材问题了——————当然，随着生活的不断提高，后世那种女性的数量也开始不断的涌现出来，只是数量上依旧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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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认真的看了一眼远处的那些人。司徒南摇了摇头。

对旁人的话，或许也就算了，但是司徒南到是的确非常看重这个叫李济的年轻人。毕竟在自己手底下的年轻人里面，他可以说是最出类拔萃的一个。司徒南甚至曾经想过要将其收为关门弟子。

嗯，确切的说，不是曾经。而是打算等到这次的考古行动结束之后。

当然，收徒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何况还是关门弟子？

要知道，古代的中国可是非常讲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事情的。换句话说，师傅可以当成老子一样看待，而徒弟也可以当成是亲儿子——————即便是所谓的女婿，按照这套理论来讲，也没有徒弟亲，毕竟女婿只是半子而已。

当然，这仅仅只是理论上讲，因为实际上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女婿要比徒弟亲，很少会有徒弟比女婿亲的情况生。毕竟不管怎么说，好歹都有女儿的那层关系挂着呢。

虽说，在后世的一些宫廷剧或是其他的一些剧里面，经常可以看到岳丈事或者是别的什么的时候，做女婿非常断然的把自己的半个老爹给卖了…

虽说上述的行为，通常都是在古代的时候才会生的。但是眼下毕竟只是刚刚脱离了古代的近代，这类过去的习俗对于眼下的人们来讲，依然有着非常深厚的影响力。

也正是因为这个关系，司徒南才会如此的慎重。

毕竟和后世的时候不同，这个时候收关门弟子，基本上就跟找儿子差不多了。

很多时候，这类弟子甚至可能会比亲儿子还要靠谱一些也说不定来着。

不过即便是找儿子，好歹也要找个孝顺，有出息些的不是？

所以司徒南打算趁着这次任务的机会，先好好的考察一番，看看李济的人品、心性怎么样，如果没问题的话，那么等到回国之后，司徒南便打算收其为关门弟子。

“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预感，这个小子将会青出于蓝…”

看着不远处正一脸好奇的李济，司徒南在自己的心底默默的道。

不能不说，他的这个直接并非是错的，因为眼前的这个人，在原来的中国历史上的确是留下了非常深厚的一笔…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叫做李济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被誉为‘中国考古之父’…

李济的前半生并不像许多有成就的人一样非常的坎坷，在原来的历史当中，李济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前往美国留学，就读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硕士学位，192o年进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受民族学家罗兰?狄克森与体质人类学家恩斯特?虎顿指导，于1923年完成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从而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返回中国。

1924年开始从事田野考古，1925年任清华学校研究院人类学讲师。1926年掘山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次正式的考古掘工作。1928年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长。并于1929年接手董作宾的职务，领导日后十年的殷墟掘工作。1945年担任中央历史博物馆任馆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居台湾，并于隔年创立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并出任任系主任，先后主持系上工作十二年之久。1955年接任董作宾的遗缺，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到1972年为止。1979年8月1日病逝于台北温州街寓所。前后表考古学著作约15o种。其养子李光周亦为重要的考古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