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灵变

第56章 饭店里的演讲（下）

这时候，只见一个年龄在六十岁左右，如同是乡下老农一样的人摇摇晃晃的站起了身来，带着三分醉意大笑了一声，说道：“我来说两句，这历史上啊，每到大家伙该进到一个大变革时代里嘞时候，那些革命嘞先驱者们哪，逗总是会对你说——曙光已现，光明即将驱散人间嘞黑暗，一个伟大嘞、博爱嘞、幸福嘞、平等自由嘞、还又是崇高嘞时代就要到来了逗是老百姓们跟住那领头嘞革了一圈儿命之后，太平了，才发现，那‘带兵嘞还是原来嘞老把总’，哦，这是鲁迅嘞话，我引用一下，外甥打灯笼，一切照旧（照舅）。历史，就是好开玩笑啊，好给一代又一代嘞人，开住那类似嘞玩笑，我敢说，要是那百十年前嘞革命家们都能活过来嘞话，他们肯定还得继续革命，肯定还会像我一样嘞激动嘞说——历史嘞幽默感啊，是真他妈嘞乏味呀！哈哈哈哈”

众人看时，有人认得，那是和余方平一起在写地书的郊区的一个老头儿，姓秦，名叫秦东昌，曾做过民办教师，家庭出身是地主，早年高中毕业时，曾考上了西安的一所美术院校，大学呀，那个时候，考上大学那可是一件改换门庭的事呀。但这秦东昌也是命途多舛，在需要转粮食关系的时候，在生产队就给卡住了，一开始还没什么，就是生产大队的队长秦世杰看见了他的背影，就问手下的工作人员，说这小子来这里干什么来了？工作人员就回答说，他考上大学了，来转粮食关系来了，还有人说。这地主家嘞后代还就是比咱贫下中农嘞后代聪明，将来再一当官儿，这红色江山还不知道逗又传到谁嘞手里面去了。

秦世杰一听，马上就激起了自己满腔的阶级义愤，说道：“不中！咱贫下中农办嘞大学。理应咱贫下中农嘞子弟去上啊。咋能让一个地主家嘞狗崽子去上啊，毛主席万岁这句话逗不能让他们喊，他们要是一喊。那逗成了粉碎嘞碎了，那还得了，不给他办，别嘞咱管不住，这个公章咱逗是不给他盖，他爱咋咋地。”

于是，也就是这么简单，这秦东昌也就被窝在了家里，做了一辈子的农民。平时农闲之余也就是爱读读书、写写毛笔字什么的，这一生中，他除了种地，就是断断续续的做过好些年的民办教师。

要说这教师也就是教师了，怎么还民办官办的呢？真是让人搞不懂，搞不懂谁是统治阶级。谁是被统治阶级，谁又是人民群众，反正也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上面说啥就是啥了。中国人的命运，就是这么像极了舞台上的戏剧。

现在。六十岁出头的秦东昌，自己种不动地了，前两年老伴儿也去世了，两个儿子和一个闺女也都各自有家，这秦东昌于是就将心一横，决定要在自己的残烛之年突破自己人生的束缚。

他在自己的陋室之中，为自己写下了“破囿”二字，意思是打破局限，他要靠卖字为生，带着一小捆毛笔，行走江湖，走到哪儿，写到哪儿。就这样，一两年下来，卖字所得，也足以果腹，而且还结交了天南海北的很多朋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人生至此是无牵无挂，夫复何求？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人来说，卖字，是一种即高雅而又清苦的生活方式，也潇洒，也悲苦，令人忍不住要扼腕三叹，烈士暮年壮志未酬的人，面对这样的江湖清客，还就会忍不住要一掬感伤之泪。

中国人的觉醒，是不是太迟了呢？也是，也不是！朝闻道，尚且夕死可矣，更何况是像秦东昌这样做出了行动的人呢？让我们来为义无反顾的破囿的勇敢的中国人热情地鼓掌叫好吧。

当你看过本文此段文字之后，若是再在那长街侧畔看到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卖字翁的时候，就请驻足欣赏一下他的书法艺术吧，虽然无名，但是那种艺术的美的力量，是会让有文心雅韵的人感受到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艺术陶冶的。

余方平比秦东昌的年龄大一些，是个退休的老干部，平时只看《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有人说，这两样物件都是在新社会里当家做了主人的人们才看的东西，最起码也是自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翁的人才会看。

主人翁的素质，自然就是比自认为还不是主人翁的人的素质要高。看到今天这么个局势，余方平老先生就觉得自己很有必要来为众人做一个总结了。于是就在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时候，他就站起身来，对众人说道：“刚才大家都说了各自的意见，我也说说我的意见，说不上是对大家意见的总结，但是争论必须得有一个结论，人活着，毕竟是得活个明白，对吧？”

秦东昌接口笑道：“人生识字糊涂始，哪里能够活得明白呀！想要让人明白，这本身就是一种大糊涂呀！”

余方平不禁皱起眉头，正色道：“老秦，你喝醉了，不要说话，这里还有很多的年轻人，你不要将他们引入歧途，我们都年纪大了，老了，无所谓了。但是年轻人还需要好好地活下去呀，要走的路还长着呢，我作为老大哥，今天命令你不要再说话了，好吧？”

于是秦东昌也就不再说话了，一旁的樊啸天就又开始给秦东昌劝酒，还又吩咐自己的好友黄大安，赶快派人去取笔墨纸砚来，一会儿好让老书法家们都留下些墨宝，据说书法家们是喝得越醉，字就写的是越好。谁知道这又是哪里来的道理呢？真是：一生笔墨技，换得浊酒杯，挥毫淋漓处，知己有几人？

看到大家安静了下来，教育系统退休的革命老干部余方平就说道：“我今天不是和稀泥，也不是各打五十大板，我是掏出良心来说话，是凭着自己一辈子的经历来谈感受谈感想，是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上。来说一说中国该向哪里去、会向哪里去的问题。”

余方平话音一落，大家就爆发出了一阵掌声。是啊，中国该向哪里去？中国会向哪里去？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迫切关心的问题呀。

就在余方平要开口讲话的时候，樊啸天就站起身来，说道：“余老师。先让我说两句。我也要说说自己的观点。今天只是文化交流，只会有文化思想上的碰撞，不会再有肢体上的碰撞了。”

大家听了樊啸天这一番话。就都笑了。接下来，樊啸天就开始说话了。

樊啸天说道：“我们的国家和政府是越来越开明越来越民主了，要不然，我们今天也不能够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开诚布公地谈论国事。

我以为，要评价毛泽东，就首先存在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中国广大的劳动群众，没有谁会反对毛主席，只是有一些知识分子在借毛主席和文革的动乱来发牢骚发怨气。这些人都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之上说话的呢？

知识分子自来就不是一个能够独立存在的阶级。知识分子分散于社会的各个阶级之中，那些反毛的知识分子，其实也只是被人给当枪使了，是被那些依靠卑鄙手段得了贪腐利益却又还在掌权的政治婊子们给当枪使了。我这话并不针对在座的谁，还请大家不要介意。我是有些激动了。

毛主席发动文革，其实也就是为了要避免中国社会再经受二次革命的洗礼。但是事与愿违，英雄老矣，乱了，但是整个社会也还是一直都处于可控的状态之中的。要一分为二的看问题，世界上有完全一无是处需要全盘否定的东西吗？这个阶级说要全盘否定。那个阶级就会说不能否定。结果，也就是社会的大分裂。

刚才，南奎说得很好，没有党性原则，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成为一个具有坚强战斗力的政党，放弃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就会变成为是空中楼阁，是会最终垮台的，而没有了阶级分析的原则，中国的革命事业也会变质。刚才念生所说的理论，我觉得那是一种新型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当前的中国，要想富强，就必须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推行强权政治，依法治国，要用法律的方式来确立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治领导力，有意见，说可以说，但是，违法了就不行，扰乱了社会秩序就不行，中国不能再走回头路了，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民族，难道真的就跳不出治乱交替的历史大循环了吗？

反毛是愚昧的，正像盲目的去崇拜一个偶像一样，都是会扰乱中国社会的安定的。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伟大人物，都不是让后人去顶礼膜拜的，而是要让后人去学习去超越的，毛泽东也一样，需要我们去总结去学习去超越。

一个执政党，是哪一方势力的代表，这不是谁口说为凭就能够作数的，这是要以它的施政方针来定的，看看这个政党的作为到底是让谁真正的受益了，它也就是那个人群阶级的代表。”

张一航站起身来说道：“啸天，我们是有共同点的呀，法制，建立宪政治国的政治体制，这就是我们左派和右派的结合点呀。”

顾念生则说道：“一航，不要下结论太早，你这个所谓的右派和啸天这个所谓的左派，你们关于‘法制’与‘法治’的理念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你的法制是制度说了算，他的法治还是最高权力者说了算，所谓依法治国，归根到底还是人治。人治历来就是靠不住的，现代社会，人治不仅是靠不住，而且还会成为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力量，是要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的。”

张一航不说话了，樊啸天则有些迷惑地说道：“应该是一致的吧？依法治国有什么错吗？”

顾念生说道：“啸天，我们所追求的是将所有的行政权力都约束进法制的笼子之内，法律面前，再没有可以违法行使的权力。而你的法治，仍旧是中国传统法家思想的表现，是最高权力者在用法律来治理天下，法律就像是最高权力、绝对权力手中的一个小鸟笼子，里面只是关进去了底层的权力，而没有关进去那个一直横行于中国大地之上的最高权力、绝对权力。天下依然是最高权力者手中的玩物。

若要是实行真正的法制社会，那就应该是将那个最高权力、绝对权力也一并给关进笼子里面去，而你刚才所说的强权政治，就只是一种最高权力用法律来治理天下的模式，这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治政治。是中国历史上皇帝制度的一个延伸。连西方的君主立宪制都不如。而我们强调的则是将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力也一并都关进法律的笼子里面去，西方政治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老樊，你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

樊啸天不说话了。他听明白了顾念生的道理，觉得自己还是太肤浅了，中国的左派，真是不堪大用啊。

看来，左派和右派还是没有结合点的。中庸之道，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