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领导干部提拔下属，难免会因为独断专行而有“走眼”的时候。比如干部中争议较大的一分区副司令高鹏，参谋长黄寿发等等，最后的结局都不好。而杨成武嫌恶和冷待的干部里面，也会有杰出的人才。比如留下千古英名的蔡铁根，铁了心不跟杨成武，就是要跟邓华和肖克。这也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虽然是事实，但任何一个晋察冀史或一分区史都不会写进这样的内容。

特别提一下这个蔡铁根，有兴趣的可以去搜下这位老红军的后人写的回忆录，看完就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我党坚强的党员，做人的硬骨此公也堪称千古少有。

对一分区来说，杨成武就是个大山头。旧时代的军队，无论共军还是**，在军队的干部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条件下，一支部队主要干部的配备，跟这支部队的最高主管领导的个人决策有很大的关系。

用谁、不用谁，都是这位最高主管领导说了算。史进前回忆，解放后很长时间都形成一种惯例，六十五军的军师两级干部的配备，总政干部部都要协同北京军区干部部，上门去杨成武那里征求意见。

反观之，在八路军的老对手日本军那里，这样的情形就不会存在。因为那时一支靠完备的军事条例组织起来的现代化军队，没有哪一支部队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但是在一分区这个杨成武大山头之下，也会有其他的小山头。杨成武手下的参谋长黄寿发、政治部主任罗元发，乃至陈正湘、袁升平、王道邦周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会形成各自的小山头。小山头周围也会聚集着一批有着不同出身背景的干部成员。你只要看看某些干部始终都跟着某一位领导就知道了。

红军领导干部，尽管有相同的“党”作政治背景，但对从属于自己的那个小山头也不放弃。1938年初，邓华离开一分区，去平西开辟根据地。临走，将他在涞源、满城、完县经他亲手招募的学生干部四十余人尽数带走，一个都不留下。同样，他从一一五师带到一分区的蔡铁根，不管什么组织纪律不组织纪律，铁了心要跟邓华走，哪怕你杨成武派人抓他军法处置也不在乎。

杨成武就更明显了。1938年初，邓华要带一分区三团到平西去，杨成武不顾自己的领导身份，当着许多部下的面与邓华大吵。事后冷静下来，他也知道自己在部下面前丢了颜面。一年后，晋察冀军区下令，又要将一分区二团调拨给三分区，杨成武硬是将自己的死党黄寿发和一些干部扣下，以便留在自己身边。

1942年，他最亲信的小同乡、老部下黄寿发在平西任司令员，因为犯错太多、结怨太深被撤职，杨成武千方百计要挤走现任一分区参谋长徐德操，以便让黄寿发回来重操旧业。同样，高鹏、黄寿发双双在外面被免职，他们不约而同都选择了回到“大哥”杨成武身边这条归途。

背靠大树好乘凉，这就是山头主义的最大作用。

所以文革中,主席提出要打破山头主义，他采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掺沙子，将各山头的干部随处调动，让你们历史上形成的小山头瓦解。

讲到这里，我想说一点我的体会。史学研究的前提，就是不要轻易相信历史上所形成的任何官方结论（当然今天就更不能相信了）。研究抗战时期的晋察冀史，就像研究整个党史一样，永远不要为那些所谓“组织上的言论、决定和决议”所蒙蔽。

当年组织上的言论不都是真实的，说假话的也有不少；当年组织上的决定不都是对的，错误的决定也有不少；当年组织上形成的决议也不都是正确的，歪曲事实强加于人的谬论也会有的。但当时处于上升状态的**，还是讲真话、做出正确决定的时候为多，所以才能获得民心，取得天下。今日就不须细说了，这二者根本就不能相比。

退一步说，抗战年间，**、八路军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但谁能保证这中间就没有坏人？即使是好人，难道好人就永远正确，不犯错误，不做错事甚至坏事了吗？所以，研究晋察冀史，不走过去“伟光正”的那条老路，实事求是。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科学。“伟光正”只能是反科学的封建迷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