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杨森作为乡村的知识分子，有文化，性格憨厚，乐于助人，在村里有着很好的人缘。他家住在村东头，院子比较大，一溜大北房。西房养着牲口，房子的东面是一亩地的果园。种着梨树。有一个水井。家庭比较富庶。杨森的父亲熟识文墨。擅长诉讼文书，乡里谁家要打官司，都得求他书写诉状，因此他也算是一方圣明。杨森的姐姐杨淑蓉识文认字，也是我党党员。

杨森家救过张书记的命。1941年秋天，张书记患了疟疾，发烧打摆子。游击战争年代，医疗条件很差。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身体非常虚弱。有一天，在杨森家梨园的井边坐着聊天，有杨森和他姐姐。

张书记突然感觉自己头晕，全身无力。当时他想，我怎么刚参加革命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太早了太可惜了。想着想着就没有了知觉。等再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杨森姐姐家的炕上，他们找来农村的医生，又掐又治。喝了糖水。瞧着渐渐恢复了知觉，杨大姐说：“谢天谢地。快吓死人了！”

张书记说：“杨大姐，你们救了我一命啊！”

那一天住在杨森家，杨森全家时刻注意着村里的动静。第二天一大早，杨大姐出外倒尿盆，神色慌张地跑回来在张书记耳边儿说：“坏了，外边一片黄，都是日本鬼子！”

张书记立刻抽出手枪，问杨大姐：“你看有空儿能冲出去吗？”

她说：“不行啊，满满泱泱的，没空儿。”

看来冲是冲不出去了。杨大姐出主意说：“就在院里藏下吧。”

张书记就脱下八路军服装，换上城里的制服、皮鞋，戴上礼帽，把手枪藏在炕洞里，准备好北平的居住证。他说：“大姐，咱们按时做饭按时让烟囱冒烟，当做什么也不知道。根据情况，随机应变。”

杨大姐就动手烧火，张书记拉风箱她熬粥，摆上小炕桌，放上碗盛上粥，一个小碟盛着腌茄子，做出要吃饭的样子。平时都挺爱吃这饭菜，今天却一点没有胃口。

这时候，透过玻璃窗看到三五个伪军闯进来了。两人起身迎出房门。伪军见陌生人主动迎出来，先是一愣，接着哗啦搂响了枪栓，枪口冲着门口的人，神色紧张地问：“干什么的？”

能看出他们挺紧张，自己反倒不紧张了，张书记就微笑着回答：“我是从城里来的，基督教信徒，昨天刚到，来会教友的。”说着掏出北平居住证给他们检查。这几个伪军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也没找出破绽。

杨大姐从鸡窝里掏了几个鸡蛋捧给伪军，说：“老总，家里没什么好的，这个您就带着吧。”几个伪军互相瞧瞧，把鸡蛋揣兜里，背着枪走了。

两人返回屋里继续吃早饭。刚端起碗筷，透过玻璃窗，又看见两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闯进来。

又迎出房门。这回杨大姐先拿出一小竹篮鸡蛋给那两个鬼子。两鬼子把竹篮一拨拉，冲我举着刺刀哇啦哇啦乱叫。张书记在中学学过日语，这会儿跟鬼子怎么说他们也听不明白。就蹲在地上拿树枝又写又画，汉字、片假名，连比划带解释，他们总算明白个大概：这是个北平的学生，信仰基督教，来这里会教友。

两个鬼子似乎弄明白了，互相点点头，看来是相信了，抬腿开路，临走没忘了提走那篮鸡蛋。

进屋接着装做吃早饭。过一会儿，响起了枪声。事后得知，敌人把全村百姓押往村北头空地集中。村党支部书记王瑶（王洛宝的叔伯弟弟）乘敌人不注意，抽身钻了胡同。日本兵发现立即朝他开枪，王瑶不幸中弹，他带着枪伤继续往前跑，日本兵追到一个院子里，他坚决不屈服于敌人，日本兵用刺刀将他杀害，王瑶壮烈牺牲。

伪军把全村人集合起来，架着机枪，牵着狼狗，挥着刺刀，逼问谁是**，谁是八路军。村里很多人知道张书记此刻就在杨森家住着，他们却不约而同地严守秘密，始终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敌人在村子里折腾了一整天，闹得鸡飞狗跳。从各家抢来粮食牲畜，杀猪宰羊，架上大锅，又煮又烧，大吃大喝，直到傍黑才带着抢来的粮食和东西撤走。

那天敌人也突袭了李家巷。那位和张书记一起来的同志就住李洛广家，敌人进村后，李洛广家院墙根儿上戳着一垛一垛的高粱秸，李洛广就叫咱得同志藏身在高粱秸后边。敌人进院搜查，翻箱倒柜，用刺刀往高粱秸里乱戳了一通，赶巧刺刀都贴着他身边捅过去，居然没有伤及他。在李洛广一家的掩护下，这山西口音的同志也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就这样的惊心动魄的遭遇还有许多次，一直到12月底，反扫荡胜利结束，张书记他们才返回根据地的周庄。正赶上一分区召开反扫荡总结大会，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又得以相见，。回忆着几个月来惊心动魄的经历，感觉自己一下子成熟了许多。

地下工作绝不是什么电影里那样散着步的就把事情办了，那都是糊弄人的，每时每刻那都是在和死神擦肩而过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