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分析，实际上，1942年2月初，抗大二分校撤离冀中，已经看到了冀中日益紧张的战争形势。2月7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发出紧急指示：敌人很可能在近期内对冀中发动大扫荡，命令各军分区部署动员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分散、紧缩机关，减少非战斗人员。

抗三团中，原属于冀中各部队的连排干部提前回去，冀中的部队取消营以上干部的乘马，一律步行。军械库的子弹、手榴弹也发到各人手里，被服库将储存的布鞋提前下发，每人两双。一些非战斗人员，能回家的发给证明回家；不能回家的，托付给地方可靠的人家分散隐藏。

冀中，有两位不便随战斗部队转移的同志，他们两人一起被托付给了一家老乡，说好由他们家照顾，度过1942年的大扫荡。后来这家人在五一大扫荡中一看形势不好，中途把他们给扔掉了，自己一家人跑到敌占区去避难。

李振军他们所去的抗三团，形势同样严峻。抗三团的团长陈文彪、政委李中权、政治部主任陈宜贵。抗三团1940年百团大战以前成立于平汉铁路以西的河北省行唐县，百团大战时期越过平汉铁路，来到冀中。

到冀中后发展很快，抗三团除了团部和一直属大队，另有三个大队在其他军分区。李振军他们去的时候，抗三团刚从河北省博野县转移到安平县羽林村一带。

明知形势紧张，不提前转移到外线，进入冀西山区，该走的时候没走，这应该算是个决策失误吧？因为早在五一大扫荡的一个月前，1942年的4月，冀中区党委开会，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宣传部长张仁槐、公安部长张国坚、冀中军区政治部代主任卓雄等七八位最高领导人都在场，讨论形势，已经看出在冀中是“待不住”了。

据说，当时延安和晋察冀都来过电报，说不能硬拼，不行就先撤到冀西山区。其他几个领导主张撤，但吕正操不想撤，还讲了在平原坚持游击战的几条经验。黄敬就不好再说撤了。最后会议决定是在冀中再待上一段时间看看。

这一拖，就拖出大事来了。因为转移不及时，根据八路军自己的战报，冀中根据地六万多人部队，折损了一万六，牺牲的高级将领就有三个：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九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十分区司令员朱占魁被捕（一直都认为他被捕后背叛了，根据萨苏的文章，他的确没有背叛，是在押解中逃跑了）。冀中的五个军分区，有四个军分区遭受到重大损失。

也就在冀中区党委开会的那个时候，一分区三团组成的武工队到保定西关一带活动，看见了火车站堆满了军用物资和成群才下火车运来的士兵，一看就知道要大扫荡了。武工队长王栋，三团侦察连指导员，紧急赶回易县周庄的一分区司令部，向杨成武当面汇报。后来王栋说：杨司令打了几个电话后，对王栋说：放宽心吧，不怕。鬼子即使扫荡，也不是来对付我们的。

后来得知，鬼子如果对一分区扫荡，必然提前将军用物资、增兵的鬼子群运抵满城、易县县城及各大据点。同时从伪军、特务队中找带路的，尤其向易县、满城周边的村子中征集大量民夫，以便在扫荡中背运物资。但这一切往日的大扫荡举动当时在易县都没有出现，所以杨成武判断，1942年的这一次大扫荡对象不是一分区。

1942年4月29日，日军开始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前后历时半个月，时间也不长。冀南根据地不隶属晋察冀，属于刘邓“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一部分。

随后，1942年5月1日，就是抗战史上闻名的“冀中五一大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