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卖身甘当汉奸，这同每个人的思想品德有关，特别与某个政党的素质有密切关系，汉奸绝不是单独的个体现象，而往往是从一个利益集团中冒出来的最多。比如，八年抗战期间，最大的汉奸集团出自于腐败的国民党集团。

再回到五一大扫荡以后。此时十分区留在冀中的同志，隐蔽在白洋淀芦苇丛中的要好一些，那些寄存在当地老乡家的，遭遇各不相同。

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夕，十分区烽火剧社将这两个人（一个19岁、另一个14岁）一起放在一户老乡家里。托付的这户老乡当然是基本群众，八路军的积极拥护者。大扫荡开始后，他们同这户老乡全家人一起逃难。

老乡给了他们一人拿张狗皮褥子、另一个抱床被子的任务，总之都不是空手。但是在一条河边跑的时候，河两边都是鬼子兵，追赶着抵抗的八路军，逃难的老乡只能下河床跑。跑着跑着，不知什么时候，两个人手里拿着的东西都跑丢了。

老乡一看，大怒，喝斥他们一顿，将他们丢下不管，自己一家人走了。此时，大雨如注，他们饥寒交迫，幸好青纱帐起来了，他们一路穿行在庄稼地里，躲避着扫荡的鬼子和伪军。

幸运的是，他们活了下来，有幸能跟着带他们的人一起来到一分区狼牙山根据地。从徐水进满城县便是山地，当他们听见山头上八路军哨兵的一声喝问，高兴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可到家了。再往前走，接近独乐村的时候，远远听见了一分区战线剧社和十分区烽火剧社在一起练声的歌声。

每每看八路军冀中大扫荡的回忆录，发现不光是清苦的农民支持八路军，绝大多数的那些地主富户人家，在八路军居于弱势时也始终坚持和八路军站在一起，不离不弃。

究其原因，抗战期间，富家子弟以爱国大义参加八路军的，不在少数。相反，贫困子弟参加伪军的，也不在少数。因为参加伪军有军饷，可以养家糊口，参加八路军就没有军饷。所以参加伪军是穷人当时谋生的一种手段，并不是他们本质上肯当汉奸。

五一大扫荡中，十分区白洋淀东四十八村一带最有影响的高氏兄弟就坚决支持共产党，土改后依然如此；雄县小河岗地主士绅王新，在十分区地区变质后仍支持抗日，1943年曾断指一节写血书给十分区抗联主任马健民（杨沫丈夫、老鬼父亲），表示坚决抗日到底。

孤庄头地主刘树英，在地区变质后还一直是八路军的“堡垒户”，多次掩护抗日工作人员；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地主老财门对寄养在他家的八路军干部格外尽心，绝没有中途扔掉不管的事例。

看冀中根据地老干部的回忆录，他们说以前十分区的打仗很死板，总是老一套打法，据村死守，结果损失很大。以后就有了多种打法，比如放进来，打“挑帘战”，走出去，主动拔据点等等。

1942年五一大扫荡，最终造成整个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丢失达两年多，直到1944年12月杨成武被派到冀中，重新恢复冀中抗日根据地。冀中的丢失，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聂老总谈得很全面：“总的来看，这当然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造成的，但是，这同我们一些同志对这次扫荡估计不足、准备不足，也有一定的关系。”

冀中沦陷后，据说朱老总专门听取了冀中沦陷的整个经过，最后朱老总嘟囔了一句，意思是我们应该做的比这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