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格老的老兵，都有个毛病，就是不大把基层干部放在眼里，喜欢讲点怪话。据说有一次他做饭，看到几乎顿顿都吃黑豆，他不由得说：“老子一个炊事员，应该是每天做饭才对，怎么做起马料来了？又不是上槽子喂牲口？”

贾三的话传了出来，那时的政治空气轻松，只要说的是事实，没有人像后来那样习惯于抓住他人的话上纲上线。从此，每逢开饭就“上槽子”这句话流传开来，连杨司令也曾跟着大家说：“走，上槽子去。”既是自嘲，也是个玩笑。

当年在炊事班当炊事员，首要的一条是政治上可靠。道理很简单：可能是这个位置最容易放毒，也最容易多吃多占的缘故吧？俗话说：三年饥荒。饿不死厨子。

当年好像不仅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就是在一分区各团，那些凡在炊事班工作的老兵们，一个个资历都够老的。部队打仗，永远都把炊事班放在最后面，找个隐蔽的地方把炊事班和伙食挑子都集中在一起。当年能享受到这个特殊照顾的，除了炊事班，就是那些有文化的人，比如文化教员、眼睛高度近视的教育干事、宣传干事等等。

这样的安排，大多数的时候都平安无事。只有一次是例外。发生在42年的一次。一团在一次攻打鬼子据点的战斗中。被鬼子抄了后路。炊事班，还有不能打仗的一个文化干事——瞿秋白的侄子，被一下子抓走，最后牺牲在鬼子的牢房。

当年从一分区那段艰苦生活中过来的人。文革后期吃“忆苦饭”，老人大呼：“如果当年在一分区能吃到这样好的忆苦饭，我们都要高兴得跳起来。”时代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上到处开始讲究个“健康食品”，野菜、粗粮和黑豆都在其中，成为首选。老人自嘲地说：“想不到，我们当初在山里受苦，可吃的倒都是健康食品。”

一分区司令部的机关食堂，这是今天好听的说法。当年就是炊事班。从粮站取来的黑豆大都是陈年的，有的满是虫眼，都发霉了。为了“好吃”，炊事班将黑豆用石磨磨碎，与麦麸、磨碎的棒核掺在一起。加上野菜、树叶，蒸成菜团子或熬成菜糊糊，午吃干，晚吃稀，从上到下、从领导干部到普通战士没有例外。

一分区八路军的情况也不例外。1942年春节前后，因无力改善生活，一分区八路军长期以棒子核、黑豆磨成糊糊为食，从而使大批干部战士因营养不良病倒。即使没有病倒的，也因夜盲症、疥疮的大量出现而无法正常执行任务。

一分区卫生部的所属几个病院都住满了，再无力接纳新的病号。住进病院的干部战士，最好的医药就是玉米、豆粉熬成的糊糊，几餐稀粥糊糊吃下去，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又能回到部队执行任务去了。

饥饿的时间长了，营养严重缺乏，随着人们身体抵抗力的减弱，疾病也就增多起来。不仅是部队的干部战士病倒得多，连机关干部也纷纷倒下，不得不住进医院。一分区司令部也病倒了几个干部，接着是政治部，病倒的更多，有十来个。

杨司令的老秘书陈子端也病倒下了，但死撑着不肯去十几里地外的分区医院，因为舍不得由他一直负责的全分区唯一的那台电池收音机。全一分区知道的外面国内外的消息，都是凭陈子端每天收听新闻，然后写成简报给大家传播的。否则，大家对狼牙山以外的事情将一无所知。

杨司令看到这种情形，说：“这样不行，都送到卫生部去，他们也招架不住。再说他们主要的工作是照顾伤员呢。”问起来，卫生部能有什么良药？无非是供给部优先供应粮食，伤病员能吃上点玉米黄豆罢了。

于是，杨司令吩咐，一分区机关成立了自己的干部休养所，分区卫生所由大学生医生王磊任所长，王磊的夫人秀气的陈贻任主治医生，休养所的粮食供应适当从宽。杨成武还命令：凡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所获到的食物，以及鸡蛋、黄豆一类的营养品，一律拿出来交给休养所，给病号食用。

一天中午，训练科的两位神人向“槽子”走去的时候，看见参谋周自为，手捧着一个小篮子，里面十来个鸡蛋，向司令部自己办的休养所走去。问了一声，才知道是去年一起突围的那个译电员苏国柱病了，病得很重。

机要科和电台从来是一分区最重要的部门，一刻也缺少不得。去年，1941年秋季突围，分区机关各非战斗部门的干部都被精减下来，唯独机要科和电台，不仅一个人都不精简，突围时还时刻被杨司令留在身边，享受“首长待遇”。

当时一分区的规矩：如果某个干部战士患了重病，需要营养品，必须要杨司令亲自批条子才能得到几斤鸡蛋和白面。这次，杨司令特批了一斤多的鸡蛋，要周自为给苏国柱送过去。

苏国柱是河北易县人，南管头不远的南独乐、北独乐人，哥三个都参加了八路军。八十年代初的苏国柱，已经是山西省军区政委。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当年周自为给他送去的这一斤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