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他们是被伪军抓住的，不是被鬼子抓住的。伪军要将这几个俘虏请赏，拿赏钱。第三，抓住他们时，身穿便衣，不带武器。军装和驳壳枪都被埋在了庄稼地里，他们没有反抗，也就没有带来报复。

这也是李振军回到一分区被审查时杨成武最不能容忍的地方：狗日的，你们把军装和武器都埋了，不打鬼子。你们他妈是什么人？还是八路军吗？在一分区，你们这是绝对的战场叛逃行为，当逃兵，是要被枪毙的。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鬼子在1942年的政策发生了变化。

1942年。是冈村宁次接手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的第二年，他开始在冀中实行“怀柔”政策，加上关外劳动力的极度匮乏。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达成了《关于入满劳动者的协议》，日伪在华北推行强制性的“供出制”。华北日军将扫荡中的战俘和平民，大批押送的关外，主要从事煤矿、采矿的劳动，总数达到二十万人。

关东军按照每个人头几百元的代价支付给华北方面军。所以，华北日军最终以每名战俘几十元至一百元不等的赏钱，给抓住八路军战俘的日本兵和伪军。李振军他们就是这样活下来的。

成为俘虏的李振军他们，最初关押在石家庄战俘营。在这里他们得知。跟他们一起突围的警一团团长张子元、抗三团副团长王洗凡被捕后均叛变投敌。

《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集中营》，在这本书里的石家庄集中营部分，可以清楚了解到李振军他们当初被捕后的英勇表现。

书中有一节说：“抗三团组织股副股长谷自珍 （ 化名刘旺） 被捕入营后，考察联系了一批抗三团的党员。 挑选未暴露身份， 立场坚定，并能大胆工作的中共党员，成立了一个秘密支部，因为是 6 月 1 日。又是在没有与上级党和地方党取得联系的特殊环境下，所以定命叫‘六一特支’（ 又称‘六一小组’），谷自珍任书记、王忱（化名杜五子）任组织委员、刘亚龙 （化名张顺）任宣传委员，庄子凯（化名王士林）任小组长，党员 10 余人。联系着原抗三团的被俘人员几十人。”

“支部领导也因外送劳工，及时进行调整和增补，先后担任支部领导的有赵秉均（化名王风）、李振军（化名马良）、朱韬（化名李满贵）、石岩等。”

在李振军他们被押解到关外作矿工后，书中记载：“在阜新新邱矿，石家庄‘特支’的负责人李振军、朱韬、崔溯源组织了‘新邱特支’。”“1942 年 9 月，石家庄‘特支’的负责人李振军、朱韬成立的‘新邱特支’，在阜新矿支持并参与组织了新邱暴动。”

这是一次失败的暴动，失败者被关进了特别监狱。李振军后来回忆：“1942年8 月 25 日我们离开了集中营，临走前把‘特支’的工作和关系交给了石岩同志。尔后由于无法通讯，都断了联系，散布在各地的同志的斗争情况也无从得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既然‘火种’播在了‘干柴堆’上，那是扑灭不了的! 这年冬天，我们在东北阜新新邱矿暴动失败后被关在鬼子宪兵队的特别监狱里，曾经得到过‘高德特支’的营救。”

在前几年崔永元拍摄的《我的抗战》中，专门有一集是谈被捕的八路军人员的。1942年跟李振军一起在无极县被捕的抗三团教员朱韬，也在影片中现身说法，谈了他们当年被捕后是怎样斗争的。

李振军是在1943年从辽宁阜新煤矿再次暴动，一路昼伏夜行回到河北省狼牙山一分区的。回来后按照当时的规矩，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分配工作，每天接受锄奸科和组织科的干部审查。询问你被捕的经过和被捕后的表现，特别询问你是怎样逃出来的。

很长时间，从1943年李振军回到一分区，到1944年他被解除审查，提升为组织科副科长，一分区干部对李振军以“李干事”称呼。但当时他虽然在一分区组织科，但实际上处在“被控制使用”的审查阶段。

1945年鬼子投降之前，李振军被提拔为一分区组织科副科长，但还是营级干部，这决定了他1955年授衔只能是上校，只能拿三级而不是二级独立勋章，1960年才提升为大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