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斋藤回忆起来，不禁感叹道：刘队长虽然不懂大道理，却有着“暴力团亲方（即黑社会老大）那种硬直的敏锐呢。

还有一个故事，有关平西军分区的。

从北京坐火车出发，向南三十公里在平汉线良乡车站倒车，换到一条支线一直坐到终点的坨里，从这里沿着琉璃河向上游走10公里左右，就是河南村警备队的驻地。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在琉璃河南岸，北岸相对的，还有一个村子叫河北村。

河南村的日军兵力，最初只有三十名左右，1941年秋，针对八路军的奇袭战术调整了部署。在这里增设了约五十名，可以随时出动的机动部队。这主要不是从后方补充的兵员，而是从上游的三个分遣队中抽调人员组成的。

河南村的机动队建立以后，警备队忽然接到报告 – 在离此处10公里左右的一个村子里，“有大约二百名八路军在宿营”。机动队立即出击，但是到达的时候，却发现村子里空无一人。无论是八路还是老百姓，都是踪影全无。

这在当时的作战中是家常便饭，因为经常有中国人的“密侦（即情报员）”把日军的行动报告给八路军。所以出动以后扑空的事情并不少。

不过，当时日军正以全部主力攻击中国，大约，也是八路军最艰苦的时候。

第三个故事，是有关冀中军区十分区司令员朱占魁被捕又逃脱一事的佐证。

1941年底的冀中大扫荡，十分区司令员朱占魁被捕。日本人要将他押解到石家庄，110师团（后来的斋藤邦雄所在的63师团）司令部所在地。日本人对押送这样一个“大物”的事情，还是比较上心的，特别配置了一个警备班。但中间还是出了问题。车快到保定的时候。这个“大物”说是要上厕所。日本兵给他摘了手铐，送进厕所，说快快地。

斋藤专门画了四幅漫画。分别描述这个土八路跳车。逃回根据地，日军得到情报向上核实，上面“打死我也不说”的场景。

这个“大物”到底是谁，萨考证了一下，此人，应该是原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员。行署专员朱占魁。朱占魁是冀中战史上一个颇为纠结的人物。他是永清人，为人豪爽讲义气，好打抱不平，地方人称 “百步大王”，在当地民间颇有威望。1937年永清沦陷后。任保卫团团长的朱占魁和吕正操取得联系，加入八路军。是大清河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所主持的第十军分区是冀中军区的前卫，与敌核心地区最为接近，能在这儿打开根据地绝非等闲人物。所以吕正操对他抗战前几年的工作评价颇为正面。日军正是1941年底先破坏掉第十军分区后，才能在第二年发动五一大扫荡，几乎摧毁整个冀中根据地。

1941年11月，朱占魁在战斗中被俘，不过抓到他的并非斋藤所在的日军63师团，而是110师团。1942年，朱脱身回到根据地。日本防卫厅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专门提到过朱占魁，是这样说的：“方面军本想利用朱占魁在冀中展开政治工作，但他在被护送途中于1942年5月28日在望都附近逃跑。朱为原冀中第十分区司令，于1941年11月连同其卫兵被110师团俘虏。方面军指挥官召见了他，并通过华北政务委员会启新院对他进行了约两个月的怀柔工作。朱逃走后师团对朱占魁进行过通缉，但朱终于跑掉。由此可见，要让坚强的共产党员变节背叛，是很难办到的。”从敌方记载来看，朱确实没有投敌，跳车逃跑应是事实（朱占魁曾说自己过堂大骂，并拒绝日军“美人计”，有朋友谈到在日本找到了证实他所说内容的史料，但老萨没有见到，存疑）这也是1979年他获得平反的原因。

但是，此后朱占魁的人生轨迹却发生了变化。由于被俘后的经历不能得到证实（他跳车逃跑，日本人觉得不可思议，八路也觉得不可思议！），他在延安受到较长时间审查，中间一度跳崖自杀。直到1944年底才基本确认了他没有投敌，这也是斋藤所部1945年才得到他仍旧活着信息的原因（63师团接替了110师团的防区）。

抗战胜利后，朱占魁一度在冀热辽军区担任副旅长，1946年在和国民党军作战中被俘投降（一说主动投降），但1948年再次反水，重新回到共产党军中。解放后为此坐了二十年牢。后平反，在河南省政协作参事。

他的把兄弟柴恩波投敌，好友王凤岗投敌，不能不影响对他的看法。至于解放后关他二十年，那也不算冤枉。因为他投降国民党以后，对共产党是有血债的。朱占魁的确可能有些个人英雄主义，关于他跳车逃跑的过程，日本人描述他是偷跑，他自己则说是打翻了一个看守跳车的。不过。据他解放前和老乡说起，其逃跑有一个细节倒是满能与斋藤所说契合的 -- 朱占魁说他打翻看守以后从车窗出去没有跳车，翻上了车顶，一直到车快进站，减速的时候才跳车，所以只伤了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