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这个教训，周恩来脱险之后，党中央搬到武汉，建立了特务工作处，顾顺章为具体负责人，下辖四个股，情报股、保卫股、特务股、匪运股，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情报机构，其实也叫特务，但是抗日战争中间就不能叫特务了，因为国民党把特务这个词搞臭了。当时，特科的建立对保卫中央的安全还是起到重大作用的。

1927年7月份，汪精卫翻脸的时候，事先完全清楚，党中央安全成功地转移，而且开始组织武装斗争，这国民党都不知道。但是这时候破裂，虽然党中央领导人都安全转移了，下面的工农组织、群众组织转移不了，他给你镇压屠杀，损失也很大，所以以后的工作全部转入地下。

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统一过。按现在的角度讲，国民党是四分五裂的，蒋介石的势力就是东南几个省，西部的马家军，广西的李宗仁，广东的陈济棠他从来管不了，蒋介石在的时候，他只是个名义领袖，内部四分五裂，而且最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工人城市问题，连孙中山提出的减租都未实行过。正因为他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所以一直不得民心。共产党武装斗争和地下隐蔽斗争有一个最根本的基础。

我党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时，会议地点在汉口俄租界。那个会场布置得也很秘密，当时已经会一些隐蔽斗争，集中代表集中一星期，开会只开了一天。所有代表都不能通知你地点，到码头有交通员带你，只许进不许出，烟也不能抽。

那时候八月份热得要命，窗户不能开，防止声音泄出来，在里面呆一个星期，等人凑齐了开了一天会，疏散代表又用了两天，过几个小时出来一个，天黑之后才能出去。这种秘密疏散的办法，都是苏联人教的，邓小平和一个俄国妇女负责采购工作，主要是俄国妇女出来拎篮子买菜，这是一开始探索的一套秘密工作的办法。

1927年秋天开始，我党开始发动武装暴动，城市的工作就是为武装斗争服务。但是双方什么关系呢？也不太清楚，都没有解决。开完“八七会议”之后，中央就迁回到上海。这是隐蔽活动和秘密活动的一个规律，哪个地方越乱越容易进行活动，越铁板一块越不容易生存。

在汉口武汉的时候，武昌的10万人，汉阳的2、3万人，汉口最大，有100万人。其实100万人也没多大，就是现在沿着汉口江面一片几个租界，汉口坐黄包车，上去跟黄包车夫讲到什么地方，自然就拉到了，毕竟地方小。在上海上了十六铺码头，你跟黄包车夫要讲怎么走怎么走，汉口一百万人，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国民党统治的华界，人口400多万，各行其政，管辖很混乱，这才为党中央活动提供了一个空隙。

这个时候，党中央名义上的领导人是向忠发，这确实是苏联指定的，具体保卫工作向忠发、顾顺章来负责，这就是后来称之为中国共产党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这个人确实给中共中央带来的威胁太大了，而且能找到他的照片只有这一张，这个人从来不照相的，后来他叛变需要找到他的模样，没有办法从一个合影中间剪下来的，这个人从来不照相。

当时党的活动，地下工作最严重的弱点是盲动主义，几个人组织暴动，一暴动就要发动群众，一鼓动暴动马上就被消灭了。没有力量的时候，只能隐蔽活动，后来纠正了盲动主义。周恩来从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而且重新建立“特科”，要求党的工作完全职业化、社会化。

在国民党敌战区工作，最大的首先得有隐蔽的身份。这个人首先要有职业才不受怀疑，你这个人是无业游民，连房东都怀疑，你是干什么的，尤其是单身汉就更糟了。他当时在上海工作，租了个房子住，结果跟房东讲，我是个记者，其实他整天也不从事采访，又怕引起怀疑，有事无事都出去转几个小时，实际上他干的不是记者，没有隐蔽的身份是最困难的。

当时一个庞大的机关，中宣部一二十人租一个小楼，你们是干什么的？周围邻居就怀疑了，因为没有正当的合法的掩饰身份。周恩来讲必须职业化、社会化，开始还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这使党的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

另外特科建立起来了，保卫党中央，周恩来规定了三条基本原则，第一不能乱打叛徒，危害大了才打，这个人带着党的机密，要投降了，可以消灭。一般的人，对革命悲观失望了，不愿意干了就算了，如果这样要杀起来就没有头了，只能是个别的。再一个不许打公开的特务，特务潜伏到机关里了，那不消灭不行，像国民党有名的特务头戴笠、毛人凤等，共产党从来没派人暗杀过他们。不许搞绑票，这就是特科在隐蔽斗争中间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不然变成恐怖组织了。从建立开始，周恩来就给端正了一个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