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罗刹人的黑药制作与我军中有所不同，却似乎更具威力一些！”石廷柱如愿以偿引起了济席哈的注意，急忙点头称是。

“嗯……”济席哈不由得回想起昨日两军混战之时，仓促施放的罗刹鸟枪的确威力不小，似乎比汉军惯用的鸟铳杀伤力更足一些，否则就凭那群已经毫无斗志的罗刹匪军，又怎么能在溃败之时捎带脚取了自己手下二十多人的性命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说是威力足一些，或许是我大清黑药配方的威力……被这苦寒之地消弭了一些，所谓因时因地不同而已，应该也没甚大不了的。我手下的药师也说，罗刹人所用硝、黄、灰之比，也为中料之例，只不过略有不同而已。关键是他们的研磨之法，与我有些不同……”石廷柱瞧着济席哈沉思不语，又颇为事故的自己给自己圆场了。可刚说到关键的工艺差别，又被心急的济席哈打断了。

“好吧好吧！管它什么因时因地的，既然在这兔子不拉屎的地界管用，那就是好东西！如此说来，老夫同意大将军的决断！”济席哈虽然一介武夫，可对于战场上见真章的物件，那自然也是打心底喜欢的，故而就坡下驴，顺应了大伙的意见。

明末清初之时，东西方的枪药配置比例在各自不同的实践过程中达到了空前的、不约而同的“相似和相近”。当然，这种相似和相近，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东西方火药配置技术交流的概况。或者说，如果没有明代的倭患和西人海患，单凭国人的闭门造车，或许在明末清初之时，中国的发射火药制作工艺就会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列国了。

尽管西方人其时制作火药不过三四百年，知道火药一物还有赖于当年蒙古人的“东学西渐”，但西方的诸侯割据、常年战事。却让“泰西各国”的火药制作工艺在互相竞争与不断实践中得以迅猛发展，甚至比起火药的老祖宗中国来说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反观同时期的大明帝国，由于“国战”的发动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民间不存在大规模的火器较量，故而火器、火药的制作始终局限在以御用匠户为代表的一小部分手工业者的口口相授、代代相传。虽然几百年下来也有了长足进步。但是毕竟缺乏一个大的竞争环境，所以只能是在原有基础上做一些细枝末节的调整，整体上却是缓慢发展的态势。于是。在火药制作工艺上，西方奋起直追，东方安步当车，区区数百年间就成了后来者居上的态势。

这一点，倭国颇似天朝。江户时代的鸟枪技术突飞猛进，日本鸟枪西传中国就是最好的例证。但随着日本列岛的最终走向统一，将军幕府还是将火器的使用与制作权加以了严格限制，民间武士的基本装备重新回归到冷兵器时代。以至于明治维新之前，小日本的火器制作工艺几百年没有大的发展。自然不如同时期的清兵。

但历史的发展还是留给了中华民族许多机会的。兵书《筹海图编》曾记载，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军在歼灭闽浙沿海倭寇之时，俘获了懂的欧洲枪炮制作之法的“番酋”，当即派员学习其法，命“义士马宪制器。李槐制药”，所制成品甚佳，但火药具体配方不得而知。与此同时，戚继光的《纪效新书》记载了一个“制合鸟铳药方”，可以认为是明嘉靖后期融合中外发射火药配方的代表。其成分是：硝一两、黄（硫磺）一钱四分、柳炭一钱八分。此方中，硝、硫、炭的组配比率是75.75%、10.6%、13.65%。自此之后，明清两代刊印出版的各种兵书与火器专著，大多记载并沿用了此种发射火药的配方。

而到了1653年，英国所用发射火药中三者的组配比率已经改进到了75%、12.5%和12.5%。也就是说，到了顺治十年前后，中国发射火药的配方还停留在一百年前，而同时期欧洲最先进的火药配方已经更接近黑色火药的最佳组配比率了。

石廷柱所说的“因时因地”不同，乃是源于明代已有的火器使用理论中关于“因时而用、因地而宜、因敌而胜、因器而异、因战而择（器）”的理论体系。抛开技术层面不论，但就火器使用的理论体系来看，时至今日也是颇有道理的，故而也成为中国火器使用的不衰理论。

老将军济席哈哪里能够和石廷柱一般真的掌握此中玄妙，但至于最朴实、最有效的道理——能杀敌的火器就是好武器，他还是心知肚明的。于是，济席哈“得了便宜还卖乖”地补充道：

“不过，大将军啊，你可要给我的军中派遣几个有此手艺的罗刹降人，不能光便宜了蓝拜和老石啊！”

“好！少不了将军你的！哈哈……”济度满口答应。

“哈哈，好你个老小子！”蓝拜也是笑骂济席哈的“贪婪”，大帐之内终于欢声笑语起来。

一番笑谈之后，济度最先将话题拉回正事，说道：

“各位老将军，既然要回京献俘，那苏武湖畔余下的三座城堡如何应对，就需我们现在拿个章程出来了。是夺还是继续围困，请各位教我。”